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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着，久久凝视着它。最后，我把它放进信匣，去厨房煮咖啡。不管是不是伤感，反正我照他嘱咐的做了。我倒了两杯咖啡，在他那杯里加了些波旁酒，放在送他去机场那天早晨他坐过的桌子那一侧。我为他点燃一支烟，搁在咖啡杯近旁的烟灰缸里。我凝视着咖啡杯里袅袅升起的热气，烟嘴上浮动的淡淡烟雾。屋外，金钟花丛里，有只鸟儿跳来跳去，轻声自言自语，偶尔扇扇翅膀。

终于，咖啡不再冒热气，香烟也不再燃烧，成了烟灰缸边沿一枚熄灭的烟蒂。我把烟蒂丢进水池下的垃圾桶里，倒掉咖啡，洗净杯子，放进柜子。

就这样。相对于五千块钱来说，做这些好像不够。

后来我去看了一场晚间电影。什么也没看进去。我几乎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有噪声和放大的脸。回家后，我摆了一种非常愚蠢的西班牙式象棋开局，也一样觉得没意思，就上床睡觉了。

可我睡不着。凌晨三点钟，我在屋里踱来踱去，听着哈恰图良(1)在拖拉机工厂里劳作的声音，而他居然把这称为小提琴协奏曲；我听着像是风扇皮带松掉了。见它的大头鬼。

不眠之夜于我就如肥胖的邮差一样少见。如果不是因为约好与霍华德·斯潘塞在里兹-贝弗利酒店见面，我会干掉一瓶酒然后倒头昏睡。下次我要是碰见哪个礼貌的家伙醉倒在劳斯莱斯银色幽灵里，我会不择方向地拔腿就跑。世上没有比自己给自己下的套更要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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