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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我有何贵干，格伦茨先生？要是你想喝就喝，别介意我在跟前。我累了、紧张了或者工作过度，也会来它一杯。”

“你好像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多么糟糕。”

“我不觉得陷入了什么糟糕的处境。”

“我们等着瞧。还有，我要你提供完整的供词。”他用手指弹了弹办公桌旁边柜子上的录音机，“我们先用它，明天再整理出来。要是首席副检察官对你的供词感到满意，只要你保证不离开本市，他可能会放你出去。开始吧。”他打开录音机。语调冰冷而坚决，竭力装出恶心人的口气，不过右手一直在朝办公桌抽屉的方向挪动。他还年轻，鼻子上却已经爬满血管，而且眼白颜色混浊。

“我烦透了。”我说。

“烦什么？”他厉声道。

“难伺候的小人物坐在一间小办公室里摆个屁狠劲儿。我已经在重罪区蹲了五十六小时。没人找我碴，没人在我面前耍狠。他们没必要这么干。他们收起狠劲儿等要用时才使出来。再说了，我为什么蹲囚房？我被指控有杀人嫌疑。什么见鬼的法制系统，因为几个警察得不到想要的回答就把人送进重罪囚房？他有什么证据？便笺本上的一个电话号码？把我关起来又能证明什么？证明他有权力，除此之外什么都证明不了。你现在跟他一个腔调——想要让我瞧瞧在这烟盒大小的被称作办公室的地方你能怎么发威。你派个看小娃儿的胆小鬼半夜三更把我弄到这里，你以为我一个人枯坐在那里呆想了五十六小时，脑子可能已经成一锅糨糊了？你以为我会趴在你腿上哇哇大哭，求你摸一下我的脑袋，因为我待在那么大的拘留所里感到孤苦无依？闭嘴吧，格伦茨。喝你的酒去，有点人样吧。但愿你只是履行职责。请先把铜指套脱了。要是你厉害，根本不需要那玩意儿；要是你需要，那就别对我逞能。”

他坐在那里听着，望着我，接着咧着嘴狰狞地一笑。“精彩的演讲，”他说，“得了，你把心里的恶气放出来了，我们来弄供词吧。你是希望回答问题呢，还是照你自己的方式陈述？”

“我在跟鸟儿说话，”我说，“只想听听微风吹过的声音。我不会给你什么供词。你是律师，你知道我可以不给。”

“不错，”他冷静地答道，“我懂法律。我知道警察的做事方式。我提供机会让你澄清自己。要是你不在乎，我也无所谓。我可以明天早晨十点传讯你，让你出席预审听证会。我会为你辩护，但你有可能交保。而一旦交保，事情就难办了。你就得花大钱。这是一种处理办法。”

他低头溜了一眼桌上的一张纸，看完后把它朝下扣在桌上。

“什么罪名？”我问。

“第三十二条。事后从犯。属于重罪，可能会在圣昆廷监狱蹲上五年。”

“最好先逮住伦诺克斯。”我谨慎地说。格伦茨已经掌握了什么，我从他的态度里感觉得到。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他肯定已经掌握了一些。

他往椅背上一靠，抓起一支笔，放在两只手掌间慢慢地搓着。紧接着，他微笑起来，扬扬自得的样子。

“伦诺克斯是个很难隐藏的家伙，马洛。指认大多数人需要照片，而且是清晰的照片。但一个半边脸上满是疤痕的家伙是不需要的，更别提他不到三十五就已经满头白发。我们有四个证人，说不定能找到更多。”

“这些证人要证实什么？”我嘴里苦涩得很，就像受了格里戈里厄斯那一拳后尝到的那股胆汁味儿。这让我想起依然肿痛的脖子。我轻轻揉了揉。

“别犯傻了，马洛。圣地亚哥高等法院的一个法官和他的老婆刚巧送儿子和媳妇上那架飞机。他们四人都看到了伦诺克斯，法官的老婆还看见了送他来的车和人。你输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