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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见过的最懂礼貌的酒鬼。”我对白外套说。

“这些人什么样的都有，”他说，“都是瘪三。这位好像还整过容。”

“还真是。”我给了他一块钱，他谢了我。他没说错，这家伙的确整过容。我新朋友的右脸僵硬发白，横着几道细疤。疤痕周边的皮肤则看上去很光滑。他整过容，而且是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你打算拿他怎么办？”

“带回家去，让他醒醒酒，好告诉我他住在哪里。”

白外套朝我扮个鬼脸。“得，倒霉蛋。要是我的话，就把他送到阴沟里去。这些酒鬼只会给人惹麻烦，一点儿都不好玩。我有一套理论。如今的比赛是这样，你得省着点儿劲，扭打时才可以保护自己。”

“看得出你从中获益匪浅。”我说。

他先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大怒，不过这时候我已经坐进车里，启动了车子。

当然，他说得也不全错。特里·伦诺克斯确实给我带来了一连串麻烦。可说到底，那是我的本行。

***

那年，我住在月桂谷区丝兰街的一栋房子里，小房子倚着山坡，坐落在一条死巷里，长长的红杉木台阶通向前门，路对面是一片桉树林。房子配有家具，房主是一个老妇人，去了爱达荷州，要陪守寡的女儿住一段日子。租金很低廉，一则因为房主希望能够打个招呼就搬回家住，一则也因为那长台阶。她已经上了年纪，每次回家都要爬这么长的台阶吃不消。

我好歹把醉鬼弄上了台阶。他倒也很想配合一下，可他的腿像是橡皮做的，不听使唤，道歉的话还没说完就又睡过去了。我打开门，将他拖进屋子，让他瘫在长沙发上，替他盖了块毛毯，由他睡去。他呼噜打得山响，睡了一小时，然后突然就醒了，要用厕所。回来时，他斜眼瞧着我，想要知道自己在什么鬼地方。我告诉了他。他自报家门，说他名叫特里·伦诺克斯，住在韦斯特伍德街一栋公寓里，家里没人等他。声音清晰响亮。

他说他可以喝杯黑咖啡，我便给他倒了一杯。他小心地啜着，端着咖啡碟和咖啡杯。

“我怎么到这里来的？”他环顾左右，问道。

“你在舞者俱乐部喝醉了，倒在劳斯莱斯里。你女朋友把你撵下了车。”

“可不是嘛，”他说，“毫无疑问，她完全有理由这么干。”

“英国人？”

“我在那里住过，但不是在那里出生的。也许我可以叫辆出租车，我要告辞了。”

“有辆现成的车正等着你。”

他自己走下台阶。去韦斯特伍德街的路上，他言语不多，只是感谢我的好心，并对自己的失态表示歉意。他或许经常这么说，而且对许多人说过，这些话不过脑子就从嘴巴里溜出来了。

他的寓所又小又闷，没有人气。像是他当天下午才搬进去。硬邦邦的绿沙发前摆着张茶几，上面搁着一瓶喝了一半的苏格兰威士忌、一碗化开的冰块、三只空汽水瓶、两只玻璃杯和一盏烟灰缸——里头的烟蒂有的有口红印，有的没有。不见照片，也没有哪怕一件私人物品。你可以认为它是一间租来开会、举办告别派对、喝酒聊天，甚或上上床的旅馆客房；只是不像一个人真正住的地方。

他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我谢绝了，也没坐下。我离开时，他又谢了我，不过没表现得好像我对他恩重如山，但也不是完全不把我当回事儿。他稍微有点虚弱，还有点腼腆，但很有礼貌。他一直站在门口，直到自动电梯上来，我走了进去。他也许一无所有，但至少很有教养。

他没再提那女孩，也没提他没有工作，无所指靠，为了那所谓的上流尤物，他差不多是掏空了囊中最后一块钱付了舞者俱乐部的账单；而那尤物竟不肯多待一会儿，也不管他会不会被巡警抓进班房，或者被开出租的扔到野地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