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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这番话使我傻了眼。不管怎么说,德里菲尔德夫妇如今住在一幢房子里,而且正谈论着要把房子买下,他们还雇了一名干杂活的用人。他们请玛丽—安去喝茶是很不成体统的,也会使我感到怪难堪的。他们好像一点不懂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根本不可以做。他们经常当着我的面谈起他们过去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这总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我本以为这些事他们做梦也不会提起。我并不清楚当时我周围的那些人为了摆出一副比他们的实际情形阔绰或富有气派的架势,都有一些虚浮不实,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他们的生活确实充满了弄虚作假的表现。他们生活在一个体面的假面具后面。你决不会看到他们只穿着衬衫,两只脚搁在桌子上。那些有身份的女子都穿着午后穿的衣衫直到下午才露面;她们私下里却过着精打细算的节俭的生活,你不可能随意前去拜访她们,吃上一顿便饭,而当她们正式宴请客人的时候,饭桌上却总摆满了菜肴。即使他们哪个人家里遭到什么灾难,他们也总把头抬得高高的,显得满不在乎。要是他们中的哪个人的儿子娶了一个女戏子,他们也绝口不提这件晦气的事。街坊邻舍虽然在背后议论说这桩婚事实在丢人,但是在受到这桩婚事困扰的人面前却十分小心地连戏院都不提起。我们谁都知道买下三山墙大宅的格林考特少校的太太跟商界有些关系,可是不论是她还是少校对这个不光彩的秘密都从来不露一点口风。我们虽然在背后讥笑他们,但是当着他们的面,我们总客客气气,连陶器都不提起(这是格林考特太太充足收入的来源)。我们还常听说这样的事,发怒的父亲取消了儿子的继承权,或者叫他闺女(她像我的母亲那样嫁了一个律师)再也不准踏进家门。对于所有这类事情我已习以为常,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听到特德·德里菲尔德好像提起世上最普通的一件事似的谈起他在霍尔本街的一家饭馆里当过侍者,我确实大吃一惊。我知道他曾经离家出走,去海上当水手,那是很浪漫的;我好歹在不少小说中看到小伙子们常这么干,他们经过许多惊心动魄的冒险经历,最后娶了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伯爵女儿。可是特德·德里菲尔德却不是这样,他后来在梅德斯通赶过出租马车,在伯明翰的一个售票处当过售票员。有一次,我们骑车经过铁路徽章酒店,德里菲尔德太太相当随便地提到她曾经在这个酒店里工作过三年,好像那是不论谁都可能会干的工作。

“那是我第一个干活的地方,”她说。“后来我就到哈佛沙姆的羽毛酒店去了,一直到我结婚才离开那儿。”

她笑起来,仿佛回想起这些事心里很愉快。当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也不知道该朝哪边看,我的脸涨得通红。还有一次,我们骑车远出,回来的时候经过弗恩湾,那天天气很热,我们三个人都感到口渴,德里菲尔德太太建议我们到海豚酒店去喝杯啤酒。她在店里和柜台后面的姑娘聊起天来,听到她对那个姑娘说她也干过五年这种活儿,我不禁目瞪口呆。店主人过来招呼我们,特德·德里菲尔德请他喝了一杯酒。德里菲尔德太太说也该请那个女招待喝一杯红葡萄酒。接着他们亲切友好地交谈起来,谈着卖酒这个行业,谈着那些专卖某种牌子酒的特约酒店,也谈起物价怎么不断上涨。这当儿,我站在一旁,身上忽冷忽热,不知如何是好。我们走出酒店的时候,德里菲尔德太太说道:

“特德,我很喜欢那姑娘。她应该混得挺不错。我刚才和她说,干这一行很辛苦,不过也挺快活。确实可以见点儿世面。要是你手腕高明,应该可以找个好丈夫。我看到她手上戴了个订婚戒指,但是她说她是故意戴了来让那些家伙逗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