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党与我们（第4/15页）

我就出生在我任教的大学里，而且在这里长大。我记得我导师是六六年下半年到校的，在此之前，他是南洋富商之子（是小老婆生的），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到香港教书。据他自己说，他在香港加入了革命组织，受到迫害，所以回国工作。不过后来查明他说的革命组织乃是托派。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时把他整得好惨，满头打的包又大又圆。他到现在也不明白自己加入了什么，为什么挨打。据我考证这是一条规律：挨打的永远不知为何挨打，打人的永远知道为何打人。要在抡皮带的和挨皮带的之间建立共识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也不能给他说明白。徒不言师之过，不曝师之丑，这是做人的道理。他挨打时的有趣情形，我也不便细讲。我所要讲的是，我导师一回国，就见万头攒动，红旗如云，人人蹿上跳下没一时安分。他就觉得一阵大欢喜，立刻投身其间。

我导师见人人都写大字报，自己也不甘寂寞，根据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尽胸中所学，努力写出一张大字报来。无奈他受的是殖民地的洋奴教育，汉字都认不了几个，更何况用毛笔。那篇大字报上墨手印比字还多，还有大量的拼音。至于内容，都是奇谈怪论。什么“革命是个集合”之类，知道的说，他老人家学的科学方法论专业，就会这个；不知道的说他是疯子。按说那年头谁都不信有疯子，疯子就是装疯的反革命；可他的托派嘴脸还没暴露，人家念他远道而来，也不怪他。于是他一篇篇写个没完，说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怎么一回事，应该怎么怎么进行，终于惹出事来。

我导师长一副典型的马来人嘴脸，黑不溜秋，干瘦干瘦，戴一对近视镜片，浑似瓶底。穿一件暗绿的呢子大衣，上面黑得流油，叫人看了就不顺眼。他就这么个样子，夹了一卷大字报去贴。那时北京城里最缺的一不是钱，二不是房子，而是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家都要上墙上实现，可是没有那么多墙。所以所有的大字报都注着：保留五天。他又没有眼力价，上去就贴，正好被本主看见（那是一位五大三粗的退伍兵），上去一把揪住。我导师分毫不惧，操起台山话、广州话、潮汕话，偶尔还有普通话，和对方理论。对方只听见叽叽喳喳，喳喳叽叽，偶尔还有挨刀断气之声，一句也不懂；就取了简捷的办法，飞起一腿，把他裤裆踢中。那结果正如医院诊断书上所说：阴囊挫伤，龟头血肿。我老师挨了一脚，觉得很疼。上医院看过后，把诊断画成大字报贴了出来，寻求公道，从此名声大噪：人家都叫他龟头血肿。

天钩道人和胡金镖在荒城第一次决战之后，猛然悟到：我何苦和奸党性命相搏？君子用智不用力。所以他发愤研究兵书战策，奇门遁甲，并那西洋机栝之学。第二次荒城决战，虽然约了一对一，他老人家不客气，就带了二十人去。假如胡金镖一人前往，也不和他废话，上去就把他乱刃分尸。对付奸党就该这样。可是奸党也不笨，一来也是二十人。两边见了面，都不好意思。天钩就说，老友，我练了一座剑阵，要请你指教一二。胡金镖说，老友，我猜你就练了阵，所以多带人来看。天钩叫人排开阵来，只见剑气纵横，队伍严整，气概非凡。胡金镖手下的镖师个个久走江湖，对于单打群殴，都有经验，呐喊一声，长兵在先，短兵在后，暗器弹弓火力掩护，猛冲过来。无奈我们阵势严整，冲之不进。正在厮杀，奸党的两个伙计绕到上风头去，手持大板铁锹，捡那墙后树棵下陈年的风吹土，大锹的土扬来，弄得烟尘滚滚，对面不能相见。我们阵势因此大乱。胡金镖乘势杀散小道士，冲到天钩面前，正要把他一刀两段，天钩一按钩上的机钮，喷出一股水来，淋了他一头一脸，吓得他抱头鼠窜。原来那是壁虎尿，谁都知道蝎虎子尿沾上长癞，所以姓胡的长了一辈子桃花癣，到死都不好。我们和奸党第二次决战的情形，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