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 我，谢库瑞（第3/5页）

“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正在给他们父亲的伤口抹药。”他喘着气说。

这句话不仅象征了我们情欲的色彩——处于生与死、禁忌与乐园、绝望与羞耻的临界点——日后也成为了我们情欲的借口。接下来的二十六年里（直到有一天早晨我挚爱的丈夫黑心脏病发倒在井边猝逝），每个中午，当阳光从百叶窗间渗隙透入房里时，我们就做爱，并且最初几年是伴着谢夫盖与奥尔罕的玩耍声，我们也总是称它为“给伤口抹药”。就因为这样，我嫉妒的儿子——我不希望粗暴而忧郁的父亲出于一时嫉妒，责打他们——才得以每晚继续与我同床共枕多年。所有明智的女人都知道，与其和一位被生命击垮的忧郁丈夫同床，还不如和自己的孩子相拥而眠，这要愉快舒适得多。

我们，孩子们和我，幸福快乐，但黑却快乐不起来。最明显的原因，在于他肩膀和脖子上的伤口始终没能痊愈。我挚爱的丈夫从此“残废”，我听别人这么形容他。不过，除了外表受影响之外，这并不会使他的生活变得艰难。我甚至听过几个从远处看见他的女人形容他长得英俊。然而事实上，黑的右肩比左肩低，脖子始终怪异地倾斜到一边。我也听说过一些流言，大意是说：像我这种女人，只能嫁给一个她觉得比自己卑下的丈夫；而且，就好像黑的伤是他郁郁寡欢的原因，同样地，这也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幸福秘诀。

虽然只是流言，但流言中也许也含有一丝真实的成分。除了遗憾和无奈自己无法在奴隶、女仆和侍从的簇拥下，骑着高挑的骏马，昂首阔步走过伊斯坦布尔的街道——艾斯特总认为这是我应得的待遇——偶尔我也会期盼拥有一位勇敢而强壮的丈夫，期盼拥有能够抬头挺胸睥睨世界的丈夫。

无论真正原因为何，黑始终沉浸于忧愁当中。由于知道他的悲伤丝毫无关乎他的肩膀，因此我相信，必定是某个忧伤的邪灵占据了他灵魂的阴暗一角，使他情绪消沉，就算在我们共赴云雨的极乐刹那，也挥之不去。为了平抚心中的邪灵，有时他会喝酒，有时凝视着书本中的插画，投身艺术鉴赏；有时他甚至会与细密画家们泡在一起，和他们一起追求漂亮男孩，流连忘返。有一段时间，他很喜欢与画家、书法家和诗人们聚在一起狂欢作乐，吟诗弄词，以各种双关语、比喻或文字游戏自娱娱人。也有一阵子，他抛开一切全心投入工作，在驼背的苏莱曼帕夏的行政部门替自己谋得一职，成为政府职员，负责秘书工作。四年后[1]，苏丹陛下逝世，继任的苏丹穆罕默德[2]对艺术毫无兴趣。从此以后，黑对绘画和装饰的热情从原本的公开颂扬，转为私底下的秘密追逐。有些时候，他会打开我父亲遗留的手抄本，带着罪恶感和悲伤感，望向一幅帖木儿之子时代绘制于赫拉特的图画——是的，席琳瞥见霍斯陆的肖像，一见钟情——对他而言，欣赏图画不像是参与一场至今宫廷内依然风行的才华飨宴，而仿佛停驻于一个早已尘封在记忆中的甜美秘密。

苏丹陛下即位的第三年，英格兰国王送给了陛下一个神奇的时钟，上面装着一个风箱乐器。一个英国代表团花费好几星期的辛劳，拼装起各式各样他们从英国带来的零件、机械、图案和小雕像，终于组好了这座巨大的时钟，将它竖立在皇室御花园一个面向金角湾的斜坡上。大批民众蜂拥围观，有的聚集在金角湾的斜坡上，有的乘着轻舟，带着震撼而敬畏的心情，众人争睹真人大小的雕像与装饰在巨钟的嘈杂音乐声中，互相牵引、移动；雕像们随着节奏自动翩翩起舞，仿佛它们是活生生的真主造物，而非他仆人的创造。时钟报时的鸣声好像敲响一座大钟，远远传遍全伊斯坦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