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俗人生（第4/16页）

难道人们不可以这样做吗？

从细致的观察中获益的只能是公主，即使她无法从中获益又有何妨？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以柏拉图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一个艺术家只能为真理服务，对身份地位无所顾忌。他仅仅应该在自己的描绘中考虑到这一点，秉承差异化的原则，比如国籍、种族、环境。一切社会条件都各有其影响，艺术家应该怀着同样的好奇心表现一个王后的举止和一个女裁缝的习惯。

公主与泰纳、圣伯夫发生了争执。另一位法兰西学院院士在他的晚年与公主重归于好。

我想谈谈德·奥马尔公爵。

一八四一年，当公主重返法国时，她受到王室家族令人羡慕的礼遇，她从未忘记自己对王室的亏欠，她在任何时候都从来不允许别人当着她的面谈论或许有损于奥尔良家族的任何事情。

然而，帝国政府的做法就不同了：王族的财产被充公没收，尽管有玛蒂尔德公主和德·汉密尔顿公爵夫人从中周旋。不久，继拿破仑亲王的一次演说之后，人们又回想起德·奥马尔公爵写给公主的那封可怕却又绝妙的书信。

从此以后，公主似乎再也没有见过德·奥马尔公爵。实际上，他们在许多年里生活在彼此相距甚远的地方。继而，时间抹煞了怨恨，而感恩之情却没有因为时间而递减，就这样，这两位天性如此相似的编外亲王公主彼此之间产生了某种相互的倾慕，他们之所以成为人上人只是缘于他们的出身，他不完全是奥尔良家族的同党，而她也不是十足的波拿巴主义者，而他们却拥有相同的朋友，当代伟大的“有识之士”。

几年来，这些人彼此之间再三重复着亲王对公主、公主对亲王的那些客套话。最后，在小仲马的安排下，他们终于有一天在博纳的工作室中会面。

他们已经有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四十多年前，他们既标致又年轻。他们现在依然标致，却不再年轻。

他们先是风情万种地在暗处彼此疏远，谁也不敢指出对方的变化。他们相互之间用恰到好处的语调和极有分寸的感情来表达这些微妙的差别。继之而来的是真正的亲密，这种亲密一直持续到亲王去世为止。

玛蒂尔德公主原本可以嫁给她的堂兄拿破仑皇帝，或她的堂兄俄国沙皇的儿子，如果她愿意的话，然而，她却在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德米道夫亲王。

当她以德米道夫王妃的身份抵达俄罗斯时，她的姑父、曾经希望她成为自己媳妇的尼古拉沙皇对她说：

“我永远不会原谅您。”

他仇视德米道夫，禁止人们当着他的面提到德米道夫这个名字，他时常突然来到他的外甥女家吃晚饭，甚至不看她的丈夫一眼。

当他觉察到外甥女的不幸时，他对她说：

“需要我的时候，您总能找到我的；您可以直接跟我说话。”

他信守诺言：这一点，公主永生难忘。

当她以皇帝堂妹的身份返回法国时，她迫不及待地给尼古拉沙皇写信。

沙皇给她回了信（一八五三年一月十日）：

“我亲爱的外甥女，收到您那封美妙可爱的信让我感到非常高兴。这封信印证了您令人敬重和令我愉快的种种情感；按照您的说法，法国新近的好运已经找上了您，尽情享受这好运给您带来的恩惠吧；这些恩惠只有在像您这样感恩的手中才会得到妥善的安置。我很荣幸能够在其他时候给予您以援助……”

然而，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

公主被夹在法国公主的爱国主义与对她姑父和恩人的感激之间，她给尼古拉沙皇写了一封令人动容的书信，即便是最吹毛求疵的沙文主义也对此无可挑剔。沙皇的回信如下（一八五四年二月九日）：

“我亲爱的外甥女，我十分真诚地感谢您在信中向我表露的高尚情感。您永远不会随着动荡的政局而变心。对此我坚信不疑；然而，在目前的形势下，来自另一个国家的美好而友善的话语会让我感到格外的满足，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俄国及其君主不断地遭到这个国家最恶毒的指责。同您一样，我也为不久前俄国与法国之间良好关系的终结而感到惋惜，尽管我曾经为开辟一条友好协商的道路竭尽全力。看到法国皇帝登基，我由衷地希望恢复帝制的必然后果不是与俄国为敌的对立以及两国之间的武力冲突。上天保佑，让一触即发的暴风雨烟消云散！相隔四十多年之后，欧洲注定还要再度沦为上演同样的血腥戏剧的舞台吗？这一次的结局又是什么？人类对此根本无法明察洞见。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亲爱的外甥女，无论局势如何变换，我对您的真挚情感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