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第3/4页）

她走了，他也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他们的墓志铭。

他的，只有简单一句：务必尽忠忍耐到底。

她的，却是一首长诗，他为她写的：整个世界/藏在一颗纯朴的心灵里的星宿、水、空气。田园和森林/在此像脱下的衣服丢在后面/化为灰烬/但带着盼望，盼望她（像基督）/会从圣善的贫寒中再生/经历试探的旷野/在她复活之日一一重圆。

他，就是英国牛津及剑桥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家、神学家路易斯。

她，就是美国女作家乔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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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若论悼念亡妻之作，中国古代文学中也不乏佳篇，如苏东坡的《江城子》和纳兰性德的《沁园春》。若论情之深重，文之矶珠，绝不亚于路易斯的《卿卿如晤》。但前者也仅限于悼与念层面（念者，生前两人之恩爱幸福；悼者，逝后各自之寥落凄凉）。很少会如路易斯那样，从人—人层面上升到人—神层面，即在悼念亡妻时不住地发出屈原般或伯约般的“天问”。而在《卿卿如晤》中，悼中有问，问中有悼，不仅有问，还有答：他的回答、她的回答以及祂的回答相互交错冲撞，极富张力。这样，就不再是单纯的他—她之间的对话关系，而是他—她—祂三者之间的对话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卿卿如晤》的主题不是爱情，而是信仰。

当然，如由此推论中国悼亡文学缺少超验纬度或宗教关怀，却失之武断。实际上，笔者以为，中国悼亡文学仍是有较强的宗教色彩的，但这种色彩并不是明亮的、喜悦的，而是带着黯黯的哀伤，及浓浓的宿命感。

以沈复的《浮生六记》为例，沈复与妻芸娘青梅竹马，夫妻情深，芸娘认为“今生夫妇已承牵合，来世姻缘亦须仰借神力”，因此“每逢朔望，夫妇必焚香拜祷”，以致多少相信“两人痴情，果邀神鉴”。这是民间纯朴的浪漫信仰。可惜，无法支撑起残酷的现实人生——后来芸娘遭公婆厌弃，家境艰难，为觅衣食，操劳过度，身染重病。下面是芸娘之死的场景：

余欲延医诊治，芸阻曰：“……忆妾唱随二十三中，蒙君错爱，百凡体恤，不以顽劣见弃，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无憾！若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神仙矣。神仙几世才能修到，我辈何人，敢望神仙耶？强而求之，致干造物之忌，即有情魔之扰。总因君太多情，妾生薄命耳！”……芸乃执余手而更欲有言，仅断续叠言“来世”二字，忽发喘口噤，两目瞪视，千呼万唤已不能言。痛泪两行，涔涔流溢，既而喘沥微，泪渐干，一灵缥缈，竟尔长逝！时嘉庆癸亥三月三十日也。当是时，孤灯一盏，举目无亲，两手空拳，寸心欲碎。绵绵此恨，曷其有极！

芸娘将自己的早逝归结于“致干造物之忌，即有情魔之扰。总因君太多情，妾生薄命耳”，何等残酷！临终前“断续叠言来世二字，忽发喘口噤，两目瞪视”，又何等凄恻！相比之下，乔伊临终前微笑着说：“我与神和好了，有了祂的平安。”并将自己一生的苦难归结于神要她背负的十字架，而这苦难与十字架上受苦的那一位有份。这种薄命感与平安感的差异，令人深思。

对比了两位女子在死亡面前的体验，再来对比两位男子悼亡的感受。沈复虽然叹息“岂知命薄者，佛亦不能发慈悲也！”却就此打住，并未继续追问佛为何不发慈悲，一副认命的态度。他丧妻不久又连遭父亡子夭，本欲出家为僧，但朋友“赠余一妾，重入春梦。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而路易斯则因妻所受的苦难对神的善恶追问不休，更拒绝承认人间之爱只不过一场春梦，他坚信此在界同样是永恒界不可缺的一环。将来有一天，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这种梦与醒，认命与仰望，空感与爱感的差异，同样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