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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几天，我始终无法理解她的行为。显然，如果她不加以阻止的话，马其顿人肯定就逃跑了。可是她为何不小心一些？她为何如此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后来，在周一早上8: 43，艾莉森的手机响了。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这是很实际的做法，大家有必要知道她已经去世了。我知道，即便是业余的心理医生也能看出来，我这样做的原因绝不仅止于此。

不过，当手机响起，上面显示了一个我不认识而且也不在通讯录中的号码时，我还是接起了电话，简单地应道：“喂？”

“呃，喂，”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她显然以为接电话的也应该是一个女人，“我是劳丽·里克霍姆。请问艾莉森在吗？”

“我是她的丈夫斯科特，”我说，“艾莉森上周五去世了。”

电话那头一片寂静，然后她说：“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难过。不知我能否问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我尽量简短地解释了一下。劳丽·里克霍姆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最后我说：“很抱歉，我肯定是听过您的名字，但是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一时记不清楚了。”

“我是艾莉森的肿瘤医师。”

“噢，对。”我说。

医师停顿了一下，说：“这是您的私事，我不该过问，如果您觉得不便回答就不用回答。但我必须要问问：她有没有把我们周五的谈话告诉您？”

“没有。”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说：“我知道艾莉森想独自一人与癌症搏斗，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瞒着您了。周五早上，我和艾莉森通过电话。我告诉她，她的血检结果显示，肝酶水平过高，同时CAT扫描结果也表明，她的肝脏变大了。癌细胞已经从她的胸部扩散到肝脏了。”

“噢。”我说。

“原本，我们打算今天早上定下她的治疗方案，因为她说需要一个周末的时间来考虑一下。我可以把我告诉她的话也告诉您。原发性肝癌，也就是肿瘤最初在肝脏处发现的癌症，的确很严重，但是可以治愈。可是继发性肝癌，也就是从别处扩散至肝脏处的癌症，是不可治愈的。”

“不可治愈的。就像癌症晚期一样。”

“没错。”

“那她知道吗？”

“她肯定是知道的。”

“她还剩下多少时间？”

“很难讲。当然，这主要是取决于她选择何种治疗方案，但时间都不会太长。三个月？四个月？六个月？坦白地说，她的癌症已经是相当晚期的了。不管还剩下多少时间，都会越来越难熬。我也是这样如实告诉她的。因此，发生在您妻子身上的事情，我不能说是一种幸运。可是，相对于她所面临的未来而言，这的确是一种减少痛苦的解脱。”

“我明白了。”我说。

这下，我终于明白了。

三天后，我们举行了一场追悼会。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下午，完美得令人心碎，我多希望艾莉森也能在身边跟我一起享受这动人的金秋啊！在前往教堂的路上，我开始对着想象中的艾莉森说话，向她描述外面是多么美丽。我觉得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会这么做。

教堂里坐满了人，其实都坐不下了，有一些人站在了后面。艾莉森的同事、她在学校曾帮助过的孩子和家庭、我们的朋友和邻居，还有其他与她相交或深或浅的人，都前来表达敬意。

艾莉森工作的学校以她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奖学基金，我先前就让亲朋好友不要在追悼会上送鲜花，而是将买花的钱捐给了这个基金。不过，仍然有一些人买了花。艾莉森的身体两侧摆了数英尺的鲜花，香气飘满了整个教堂。

棺材盖是开着的。这并非我所愿，恐怕也并非艾莉森所愿。但是吉娜坚持如此，她说要再见女儿最后一面。我觉得我无法拒绝一个母亲最后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