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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森的车开进了停车场，停在了第二排。我开着租来的雪佛兰跟她一起进了停车场，不过她没有发现。她下了车，径直走进了面前的这栋建筑。

我把车停在林肯车的后一排，看着她走进了大门。我犹豫了一下，便跟在她身后进去了。留守在停车场静观其变的想法已经荡然无存了。

我们是一家人，不该再怀着秘密互相隐瞒了。我穿过大门，看到艾莉森站在医院服务台前。她背对着我，正在写字板的记录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就跟其他的癌症患者一样。

当大门在我身后关上时，她放下了写字板。一开始，她的目光看着别处，后来她才注意到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正朝她走去。她转向我，瞪大了眼睛。

“斯科特？”她脱口而出。

然后，她的肩膀——我深爱的那对肩膀——颓然沉了下去。

“是我。”我轻轻地说。

我们面对面站着，中间相隔了约五英尺的距离，各自揣测着对方的想法，看向彼此的目光也略有不同了。她绷紧了脸，努力地控制着情绪。我的妻子是一个在公众场合很拘谨的人。

“我们要不要坐下来？”我问。

“好。”

我们走进宽敞的候诊区，灿烂的阳光洒在身上。一个女人戴着假发，闲闲地翻看着杂志。一个形容枯槁的男人在看手机，他的表情十分焦虑，就像一个已经在拳击场上被弗洛伊德·梅威瑟尔[1]打倒了十二轮却还要再上场的人一样。虽然明知不该如此，但我还是忍不住呆呆地盯着他们。在这些人的体内，有许多凶险的癌细胞正在蚕食他们的生命。现代医疗会竭尽全力地除掉这些癌细胞，但采用的方式无疑是残忍的——用辐射来轰炸病人，给他们注射毒药，以及用锋利的手术刀切开他们的身体。

这就是癌症。癌症不仅仅是一种医学诊断，更是一种扭曲的生活方式。不是病人得了癌症，而是癌症掌控了病人。

生活已经如此艰难，而我的妻子却还要面对癌症。

我的妻子得了癌症。我还无法完全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如今，艾莉森显然已经带着这个认知生活了一段时间，而我却刚刚得知。

我回想起之前的一切迹象：体重剧减、呕吐、疲劳，这些症状都只被我当作爱玛失踪带给她的压力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缺席事件，我像个偏执狂一样认为她是去看我们的女儿、跟绑匪见面，甚至跟她的前男友私会。实际上，她只是利用那些时间瞒着我来看医生。

她选了角落里的两个椅子，这里距离其他病人坐很远。我们并排坐下。

“那么……”我说。

“那么……”她重复道。

“你知道多久了？”我问。

“萨姆回来以后的第二天，我在洗澡时发现了一个肿块。”

“天哪！”

“是啊。”

“肿块在什么位置？”我问。

她指了指右胸：“肿块很硬，而且形状比较古怪，正符合医生说的需要特别留意的症状。我知道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爸爸还得过癌症。于是，我当天上午就来了医院。”

我想起那个周五的早上，当我还在睡觉时，她正在忙前忙后——给孩子们的学校打电话、给自己工作的地方打电话、联系威廉斯堡的实验室。其中，还有给家庭医生打的电话。我查看她手机的通话记录时明明看到了这条记录，却以为那只是普通的电话来往而已。

“我希望这只是个囊肿或毛孔堵塞之类的东西，”她说，“但那天下午，医生给我拍了乳腺X光片，于是我便知道这是肿瘤。”

“噢，艾莉森。”我尽量温柔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本来，我想那天晚上告诉你的，可是……我也不知道。当我开车回家时，我觉得那样做太自私了。我希望咱们两个至少有一个人能全心全意地想着爱玛，不要因为……因为别的事情分心。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真的非常非常想告诉你。非常，非常。我想扑进你的怀里放声大哭，但我觉得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