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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爱玛熊的事件之后，我逼着自己一直等到周三上午才给赫伯·思里夫特打电话。这已经是我全部的耐心了。整个周二，每当情绪低落时我都会想：艾莉森在做什么？我的私家侦探用镜头捕捉到什么出人意料的画面了吗？此刻她是否正在跟保罗·德雷瑟共同密谋？这会不会是我们作为丈夫和妻子的最后一天了？

周三上午，拨通思里夫特的手机号码时，我的手在不住地颤抖。可是，电话响了很多声都无人接听，于是我给他留了个语音信息。接着，我打给他的事务所，又给事务所的电话也留了一条语音信息。

我将手机放在桌面上，以免错过电话或短信，然后便无精打采地开始工作。明天，我们有个案子要开庭审理，那是一个违禁药品案，跟斯卡夫朗案差不多，只不过没有引起绑匪的注意。他们已经不需要再试探我了。

我跟负责起草判决前报告的缓刑监督官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议，通话结束后不久，杰里米就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

我们这套办公室并不宽敞，同事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大家的工作都联系紧密，因此我们没法完全避免互相接触。但是，自从为了那两张希曼斯的照片争执过之后，我跟杰里米就再也没有好好交谈了。平常只剩下一些例行公事的邮件往来，在走廊上碰面时，也只是简单地点点头。

我估计，他来大概是要把话挑明说开，或者假意缓和气氛。毕竟，我们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请进，杰里米。”我说。可是，他的样子依然很生硬，毫无服软讲和的迹象。他快步穿过房间，走到我的办公桌旁，也不坐下，就这么站着说话。

“我刚接到一通电话，对面有一屋子律师冲着免提听筒乱作一团。”他说，“丹尼·帕尔格拉夫今天上午没有露面做证。”

我困惑地歪了歪头：“什么叫他没有露面？他可是原告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按照证据开示的日程安排，他本该在上午九点到达万豪酒店提供证词，但他没有来。他们一直试图联系他，但是电话无人接听。他们还去了他住的旅馆，可是他已经退房走人了。总之，他彻底失踪了。”

“但是……为什么？”

杰里米摊开双手：“消化不良，拉肚子去了？我怎么知道？”

我看了看电脑屏幕上的时间，已经12: 08了。我能想象出一大帮律师挤在一间狭小的会议室里，呼吸着沉闷的空气，并且喋喋不休地争论该怎么办。最终他们决定如果到了正午还不见帕尔格拉夫，就打给我的内庭，也许桑普森法官会有办法。

先前，我蛮不讲理地将证据开示程序的截止日期定为下周二，如今还有不到一周了。我看过双方律师的日程表，上面排得满满当当，根本就没有拖延的余地。而且，如果缺少了丹尼·帕尔格拉夫的证词，别管是一个字还是一万字，他们都无法顺利完成整个证据开示程序。

我忍不住咒骂了一句。

“他们没挂电话，还在等着，”杰里米说，“我告诉他们我先来请示一下。现在我该如何回复他们？”

“告诉他们继续找。说不定帕尔格拉夫只是临阵脱逃，躲到某个小咖啡馆去了。如果最后还是找不到他，那就让罗兰德·希曼斯和克拉伦斯·沃思在下午五点坐到我面前来。”

说着，我指了指办公桌前的两把椅子。

“好，”杰里米说，“我会如实转达。”

整整一个下午，我无数次抬头去看办公室对面墙上的挂钟。我的焦虑一部分是由于那个失踪的原告以及他的缺席所带来的日程延误，但还有一部分则是因为我的私家侦探也音信全无了。

就连翻看手机上爱玛的照片也无法让我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因为，有些照片中难免会出现艾莉森的身影。结果我又开始想：拍这些照片的时候，她是否已经开始策划阴谋了？相机能否捕捉到一个人内心中潜藏的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