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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布雷克在为第四届任期的竞选忙碌，然而却遇上了一个棘手的强敌。此人是一名非常有钱的企业家，同时还是坚定的保守派。党内的保守主义者都被他煽动得激动不已，围着他团团转，而且他还大谈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以此成功地吸引了中立派的支持。他一方面是资金实力雄厚的对手，另一方面还是席卷全国的“反现任[4]”浪潮的支持者，布雷克腹背受敌，正面临着政治生涯中前所未有的一场恶战。

“让你的秘书把派对的具体信息用电子邮件发给我吧，我看看能不能去。

主要是我不知道艾莉森这周末有什么打算，不过我相信她肯定很愿意见你的。”

最后这句话是半真半假。艾莉森对布雷克向来没什么好感，不管是在“那起事件”之前还是之后。现在我已经不在布雷克手下工作了，她的不满也随之减轻了许多。不过，旧怨有时的确难消。

“好，”他说，“多保重。”

“你也是。”我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当我到家的时候，艾莉森的车没有停在车道上。现在还不到五点，她和萨姆肯定还在弗吉尼亚州生物博物馆。

在这片二十亩[5]的土地上，我只看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贾斯蒂娜。我驱车从小屋旁驶过时，正好瞥见她提着箱子走向她自己的车。我还是不确定她是否真的有嫌疑。但是，艾莉森至少有一点是对的：只要我们还怀疑她与此事有关，就不能留她住在身边。

停好车后，我径直朝家里的卧室走去，换上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件陈旧的法兰绒衬衣。然后，我下楼来到酒柜前，倒了一大杯混了奎宁水[6]的杜松子酒。

我端着酒杯，来到屋后的门廊坐下，望着前方的约克河。平常我都把这当作一种享受——周五下午，伴着闪耀在河水上的夕阳小酌一番。我明白，此刻无法从中获得跟以往一样的轻松和愉悦了，但只要能从残酷的现实中稍稍逃离，哪怕只是片刻也好……

然而，等到酒杯见底，我也没感到丝毫安慰。于是，我转身回去又倒了一杯更浓的酒。

我正喝着第二杯酒，门铃忽然响了。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踉踉跄跄地穿过厨房，来到门厅。今天上午吐过以后，中午也没吃什么东西，刚喝的酒很快就上头了。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些重心不稳，而且也不像平常一样谨小慎微，我都没看看门外是谁就把门打开了。

站在门口的是贾斯蒂娜。她穿着一件无袖背心和一条贴身的黑色瑜伽裤，正适合搬家这种辛苦费力的活儿。由于来回地搬箱子，她的身上出了一层薄薄的汗。

“噢，你好。”我说，我的声音因喝酒而变得很含混。

“您好，法官阁下。”她说，“我只是来跟您道个别，我要走了。”

说着，她自己就进了屋，大门在她身后关上了。“还有，我想把钥匙还给您。”她说着，把钥匙递给了我，“我把本田车的钥匙留在小屋的挂钩上了。”

“谢谢。你考虑得很周到。”

“桑普森夫人和孩子们在家吗？”她问。

谢天谢地，她说的是“孩子们”。也就是说，我们昨晚的古怪言行并没有让她怀疑到爱玛出事了。

“他们出去了。”我说。

“噢。”她说，然后顿了顿。也许她在等我详细解释一下，但是我没说话。

“无论如何，”她说，“看来是要说再见了。”

“嗯。”

“请帮我跟萨姆和爱玛也说一声再见。”

这份工作她已经做了两年，如今却被草草地解雇，而且还失去了住的地方。假如她当真是无辜的，那么这一切的确是痛苦的折磨。显然，她希望能得到一个郑重的道别，但我给不了她。

“谢谢你来还钥匙。”我说。

“不，是我该谢谢您。”她说，我看到她的眼睛湿润了，“我真的会非常想念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