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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也关心斯卡夫朗案？

“好吧。我们当然还是无可奉告。”我说。

“当然。”

有好一会儿工夫，我都伸长脖子盯着杰里米桌子上的监控画面显示器看。我们的法院大楼早在大萧条[7]时期就建起来了，虽然外表看上去颇为老旧，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大楼里处处都隐藏着监控摄像头。法官内庭外的走廊上，有两三个角落是装了摄像头的。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当有人进来时，我们能先从监控画面上看到来者何人。负责给我担任法官助理的琼·史密斯不喜欢在桌子上放个监控画面显示器，于是这玩意儿便被摆到杰里米的办公室了。

此刻，跟大多数时候一样，走廊里空空如也。但我仍然盯着显示器屏幕看，只觉得自己脑中也一片空白。

我喃喃地对杰里米道了谢，然后端着咖啡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试图像以前一样正常工作：再看一遍将要开庭的案子，并且反复思考该如何给出公正的判决。

可是，这天上午，我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我频频望向窗外，诺福克市区林立的大楼使天空的边缘变成了锯齿状，每当我沉思时，总是会盯着这片天空发呆。但此时此刻，我心里想的全是孩子们。

我把糟糕的念头全都赶走，努力去想一些快乐的事情。我想起，在过去的一年多里，萨姆和爱玛每天早上起床的情景。萨姆总是要起得早一些，但没有妹妹做伴，他从不单独下楼。起床后，他就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玩，等着爱玛叫他。

一旦听到爱玛的声音，萨米[8]就会跑进爱玛的房间。他总是轻轻地抱着她——他们以前一直睡在同一张婴儿床上，已经习惯了这种亲密的相处模式——直到她宣布自己要起床下楼了。虽然萨姆只比爱玛高两英寸[9]、沉十英磅[10]，但是他每天早上都背着妹妹下楼，来到起居室。

这个场面实在是太可爱了，我和艾莉森对此的喜爱之情自然不必言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床上多躺一会儿，悄悄地倾听他们的欢声笑语；还有的时候，我们会蹑手蹑脚地起床，站在卧室的门后，偷偷地看着他们嬉戏玩闹。

我默默地沉浸在这份美好的回忆中，突然，我感到手机振动了。我拿出手机，屏幕上来电显示的名字是：艾莉森。

“喂。”我接起了电话。

“贾斯蒂娜有一顶假发。”她说。

“什么？”

“我说，贾斯蒂娜有一顶金色假发。”她又说了一遍，并且重重地强调了最后四个字，仿佛这四个字就能说明一切，“我在她住的小屋里发现的。就在她的衣柜里。”

“对不起，我没明白。贾斯蒂娜的衣柜里有一顶假发，那怎么了？”

“她为什么会有一顶金色假发？”

虽然我特别小心不去关注贾斯蒂娜的外表，但我也知道她的头发是深褐色的。假如你是一个中年男人，家里有个女大学生寄宿，那么为了婚姻考虑，你对她的关注自然越少越好。

“我不知道。”我坦诚地说，“等等，你该不会以为——”

“以为她戴着这顶假发扮成我去接孩子？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考虑了一下这样做究竟有没有可能骗过别人。的确，不看脸，单看脖子以下，贾斯蒂娜跟我的妻子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她们俩个子差不多高，体形都比较瘦。虽然贾斯蒂娜的家乡在亚欧大陆的交界处，但是她的长相更像欧洲人，而非亚洲人。在假发、帽子和墨镜的伪装下，帕姆女士会把贾斯蒂娜当作艾莉森吗？从在教学楼门口接孩子，到打开本田车的车门，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里，贾斯蒂娜是否有可能真的被当成艾莉森？

“不过，她为什么要假扮成你？”我问，“她也在许可接送的名单上呀。她去接孩子的次数比你我加起来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