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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医生告诉我,我非常幸运:这一发子弹斜着射进来,在我的肋骨上反弹了一下,便从身体右侧的腋窝射出去了。假如这颗子弹是直着打进来的,那情况就非常不妙了。更有甚者,假如子弹从右胸进来,却被反弹向左胸,横着贯穿我的身体,那我肯定已经死了。

这发子弹带走了我的一大块皮肉,也带走了我那些关于永垂不朽的幻想。面对死亡,你会重新考虑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这话已是老生常谈,但却千真万确。这发子弹给我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一道伤疤那么简单。

当然,这次意外也又一次印证了我父亲的话。他生前曾对我说过,临终之时,没有人会后悔自己在工作上花的时间不够。相反,人人都希望自己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出事的时候,双胞胎刚刚过了一岁生日。躺在手术室的刺眼灯光下,我发现这一年就像一层朦胧的迷雾。我没有陪伴刚出生的孩子,而是把时间都花在了每天十四个小时的工作上。没错,如果子弹往另一个方向反弹,我的孩子就会永远地失去父亲。但是,在这发子弹到来之前,我早已不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了。

我知道,如果我继续留在富兰克林议员的身边工作,那么情况不会有任何改善。所以,我告诉艾莉森,我打算辞职了。讲这话时,我刚刚结束手术,身上的麻醉还没有完全消失。艾莉森听了,当场喜极而泣。

两天后,我在医院的病床上向富兰克林议员递交了手写的辞呈,他非常大度地接受了。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他内心有愧:他知道那些子弹的目标其实是他。而且,他还是爱玛的教父。在这种情况下,他尊重了我的意见,觉得这样做对我和我的家庭都好。

其实,让我出任法官一职,也是他的主意。当时,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的联邦法庭正好有一席法官之位空缺,就在诺福克市。但是,毫不夸张地说,我实在是个非典型的候选人。要说议员手下的工作人员出任联邦法官,那真是前所未闻。刚从法学院毕业时,我曾在第四巡回上诉法院[6]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很少去法院了。但是,我在参议院中人脉很广,加上众位议员都颇为同情我遭枪击的经历,于是最终以88票同意、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由我出任联邦法官的提案。

还有十二个议员反对我的提名,他们不敢公开反对,于是投票时干脆就没有到场。但是,他们却在背后搞小动作报复,阻挠了那项我差点儿为之牺牲性命的法案。

从那时起,我和布雷克就走得很近。我们共同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难免萌生出像战友一样的情谊。同时,我们也还是朋友,依然像以前一样,闲聊的时候随便谈谈政策和政治,八卦一下参议院里的种种琐事传闻。

我本来不想接他的电话,想让手机响几声以后自动转接到语音信箱。可是,在我的人生中,从来就没有“忽略富兰克林议员”这个选项。最终,我还是没能打破习惯。

“喂,布雷克。”

“早上好,法官大人,”他用南方人特有的调子慢悠悠地说道。多年来,这种口音为他在西部和南部赢得了无数选票,“你现在忙吗?”

“在开车,没别的事儿。怎么了?”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轻松随意。

“是这样,办公室的新闻发言人安排我跟《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通了电话。”

“为了竞选?”布雷克正在为议员连任选举做筹备,目前竞争激烈。

“什么呀,还不是为了你,”他说,“你手头是不是有个重要的药品案?”

我吓了一跳,好不容易才稳住方向盘。《华尔街日报》打电话来问斯卡夫朗的案子?我是不是有什么没想到的?雷肖恩·斯卡夫朗为什么会吸引美国最知名的报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