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1963~1975年 8

洛德在菲尔丁–罗斯董事会内的朋友和同道是克林顿·埃瑟里奇，这位卓有成就的纽约著名律师自诩懂得科学。埃瑟里奇这样自信的原因是，他年轻时在转学法律以前，曾在医科大学读了两年书。一个熟人曾嘲讽他转学：“克林顿诊断出哪里有大钱，就开出了直通那里的处方。”

埃瑟里奇现年53岁，他那短暂而不完全的学医经历虽然远在1/4个世纪之前，却并没妨碍他信心十足地发表自己对于科学问题的看法，而且他发言时就像在法庭上发言一样掷地有声，仿佛在暗示：他的话应该刻在石头上留诸后世。

这个态度有助于洛德达到目的，只要洛德迎合埃瑟里奇的心理，假装成在科学上埃瑟里奇和他自己平起平坐。这样，研究部主任自己的观点就经常能在公司的董事会上出现。对洛德格外有利的是，他的观点还是借律师之口雄辩地讲出来的。

不出所料，在专为讨论山姆在英国建立研究中心的建议而召开的董事会上，克林顿·埃瑟里奇对此建议率先发难了。

会议在菲尔丁–罗斯总公司大楼里召开。公司全部16名董事中的14名——全是男人——像往常一样围坐在董事会会议室的胡桃木长桌旁。

微微弓着身子的高个子埃瑟里奇，以他那模仿来的林肯式风度亲切地开始讲话了。“你是否指望，山姆，如果这件亲英国的事情实现了，那边的人会对你非常满意，会邀请你到白金汉宫去品茶呢？”

山姆和大家一块儿笑了，然后回了一句，“我所真正追求的，克林顿，是在女王的温莎城堡度一个长长的周末。”

“好哇，”律师说，“我想这个目的你可以达到。不过照我看来，这也是唯一可以达到的目的。”他严肃起来了。“你所提议的事，我认为忽视了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是你的国家——在科学方面的巨大能力和成就。”

山姆事先考虑过这次会议，一点儿也不想回避这场辩论。“我没有忽视美国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他反对说，“我怎么能那样呢？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成就。我只是想补充一些。”

又有人插话了：“那么，让我们把钱用在这里吧。”

“英国人自己，”埃瑟里奇坚持说，“构建出一种神话，说他们那个小岛上的科学如何高人一等。但是如果这是事实，为什么英国有所谓的‘人才外流’——他们有那么多最优秀的人物火烧脚似的匆匆忙忙赶到我们这里，参加到美国的研究中来？”

“他们这样做多半是因为，”山姆回答说，“我们的设备比较好，用于人员开支和购置器材的资金较多。不过你的问题，克林顿，恰好支持了我的论点：我国欢迎英国科学家，就是因为他们质量高。”

“在你看来，山姆，”埃瑟里奇问道，“与我们这一行相关的东西，目前科学研究的哪一个领域最重要？”

“无疑是遗传工程。”

“一点儿不错。”律师点点头，对回答感到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事实——你知道，我这样说话是因为我还有些科学知识，美国在遗传学这一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并且还将领先下去？”

山姆忍不住想笑，但是他没有笑。这一次，冒牌科学家可没让自己得到准确的消息。

“实际上，克林顿，”山姆说，“这不是事实。早在1651年，英国的威廉·哈维就研究了小鸡在蛋内的发育过程，从而奠定了遗传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在英国，1908年就开始了生化遗传学的研究。在那期间，还有其他的一些发现，此外，有许多工作是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马勒博士在20世纪20年代和以后做的。但是最辉煌的，有时被称为‘遗传学的爆炸’的成就，又出现在英国——1953年在剑桥大学，沃森和克里克两位博士发现了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构造，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说到这里，山姆微笑了。“沃森博士凑巧是在美国出生的，这说明基础科学无国界。”有几位董事轻声地笑了，埃瑟里奇居然自然地露出愧疚之色。他承认道：“就像我们的律师常说的，有些问题我恨不得自己当初没有提过。”然后，他又坚定地说，“不管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美国的科学水平是举世无双的；而且，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力量分得太开，分神进入别的国家去设立机构，那就会影响我们自己研究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