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5/12页)

有时午餐时刻,天气晴朗,我们会三三两两到外面的绿草坪上去,在阳光下站成一圈,喝着软饮料,如果碰巧冰雪融化,我们就会打雪仗,将雪球投向爬满常春藤的墙上的汤姆·布朗牌匾,上面刻着:霍勒斯·曼男子学校。直到今天我才知道霍勒斯·曼的儿子曾经与亨利·戴维·梭罗一起去明尼苏达游览,后者是我在康科德附近瓦尔登湖畔的一个邻居;天气晴朗时,从我楼上的卧室望去,可以看见瓦尔登湖畔的树林,此时此刻,我正在这间卧室里写这部《杜洛兹的虚荣》。

午餐后上法语课,前面已经提到过,佐治亚州的卡顿教授实际上是一个多病而可爱的南方老头,他喜欢我,后来也常给我写信,我觉得他有点同性恋的倾向,是积极意义上的那种。在这个班里,我被安排坐在莱昂内尔·斯马特旁边,他成了我真正最好的朋友,他是从伦敦来的利物浦一类的犹太人,他父亲是位著名的化学家,把他、他的兄弟和母亲送到美国,以躲避闪电战,家境也很富裕:他教我欣赏爵士乐,赛季结束后带我去哈莱姆的阿波罗剧院,我们坐在剧院的第一排,著名吉米·伦斯福德 [20] 乐队完美的演出震耳欲聋,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后来我们还观看了巴锡“伯爵” [21] 乐队的表演。

莱昂内尔很滑稽,在接下去的数学课上,克威克教授称他“怪人”。克威克教授说:“孩子们,你们很聪明,对吗?我来给你们一串数字,我要你们告诉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大意如此,我不是什么微积分专家。)他说:“准备好了吗?现在开始:14,34,42,72,96,103,110,116,125。”没人能琢磨出其中的奥秘,不过它们在我的脑袋瓜里激起了一种奇怪的旋律,我几乎要跳起来说这串数字“听起来”至少像什么东西,但是我怕我们橄榄球队的四分卫比弗·昆兰,他不住给我做怪相,因为我与莱昂内尔、乔纳森·米勒和其他犹太男生混在一起,而不与他和他那一帮恶棍交往(今天,比弗是受人尊敬的霍勒斯·曼预备学校男子橄榄球队的老资格教练,所以他当然不是什么恶棍,谁都不是恶棍),不过我也担心被人嘲笑。至于“怪人”,其实没人嘲笑他。“好吧,怪人斯马特,站起来,告诉我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他操着伦敦口音说,脸像平时一样通红,像摇摆舞迷或者像街角上的爵士次中音莱斯特·扬 [22] 那样耷拉着脑袋,穿着宽松漂亮的运动上衣,一个月之中他几乎每天换一件不同的运动服。

克威克教授怒视着我们所有的人,瞪着眼睛,满脸通红,眼镜闪光。“哈哈哈,这是第七大道地铁的快车站,你们这帮笨蛋。”

最后,一天结束时,我们还得忍受同一个家伙的几何课。在那门课上我唯一还记得学到的东西是,如果你将一把尺插在一棵高树边,然后测量尺的影子和树的影子,你不用像泰山那样爬树,就能算出树的高度。我能测量圆的周长吗?我可以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呼唤墨菲斯托菲里斯 [23] ,或者边唱边跳绕着圆圈转 [24] ,但永远也不能琢磨出圆圈里头是什么东西。在这方面,橄榄球队的男生们又都比我强。

好啦,现在是橄榄球场。训练。我们穿上统一的运动服,像体育新闻记者唐·雷加利亚在纽约《太阳报》上常说的那样,鱼贯而出。没想到,真怪,每场球一开赛,霍勒斯·曼队的教练乌姆普·梅休就让我上场,也让我踢悬空球,甚至传一些球。看来他认为我还可以。我开始练习踢球,老天可以作证,几天后,我已经可以把球踢得旋转着飞向蓝天,有时(顺风的话)落到六十五码以外。不过,如果遇上逆风,他教我将旋转球踢得低一些,像子弹一样,这一招我学会转身用右脚侧转来踢,砰的一声球飞了出去。他进一步教我踢快球,也就是说,你站在一排球员中,好像准备接到球就持球跑动进攻;你往前走一步,好像要突然冲进对阵开球线。相反,你迅速往后退一步,依然低低猫着腰,在队员排队的站线上将球猛地踢出,球越过众人的头顶,也越过安全队员的头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无论如何要去拦截你持球跑动进攻的。结果是:球呼地往后飞越三十或四十码,每个球员都去拼抢它,有时我们自己重新得球,这是我们球队的诀窍之一,它使我们队不仅成为那年纽约城的高中冠军,而且被报界称为纽约城“预备学校神话般的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