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羞辱感和犯罪感（第4/8页）

“他死于，”费玛说，“大约二十年前。”他正要就奥尔特曼这个题目给她上一堂速成课，埃坦大夫的门突然开了，一股刺鼻的药水味马上飘散开来。埃坦大夫将脑袋探出门外，对塔马说：

“嘿，碧姬·芭铎[4]。快给我拿一安瓿哌鱼詖啶。”

费玛于是被迫推迟自己的讲座。他把正在沸腾的水壶从插座上拔了下来，然后决定把疗养室的一台取暖器打开。之后，他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接着一个：他为伯格森太太安排了一个预约，时间是在本月底；他又对吉拉·迈蒙解释说，他们这里从不在电话上公布化验结果，她得亲自到诊所来一趟，瓦尔哈夫提格大夫会告诉她答案的。也不知为什么，他对她们两人说话的时候是那么窘迫，好像他对她们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当安妮特·塔德莫嘲笑对诸如葛丽泰·嘉宝、贝雅特丽齐、玛琳·黛德丽、杜尔西内亚等神秘女性所作的陈词滥调的描写时，他打心眼里同意她的观点，但她试图把神秘的外衣披在男性的肩膀上，这时她可就错了。我们都深陷在虚伪之中。我们都在伪装。毋庸置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当中每个具体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怜悯，都清楚地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表现怜悯，因为我们当中每个具体的人都渴求哪怕是一点点的怜悯。可到了我们应该打开怜悯大门的时候，我们却都装作一无所知。要么就装作认为怜悯和仁慈只不过是一种对别人显示优越感的方式，是一种太过时、太伤感的东西。要么就装作认为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能有什么办法呢，人有那么多，可为什么偏偏让我来怜悯呢?帕斯卡说‘灵魂的死亡’，说人类的苦楚就是被废黜国王的苦楚，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为了不再想象墙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做出了种种努力，但这些努力让他觉得懦弱、卑鄙、丑陋。他试图把自己的思绪从塔马父亲的死转移到奥尔特曼私生活的谣传上来，这种努力也是同样的性质。毋庸置疑，至少做到直视痛苦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他是总理，他就会让内阁的每一位成员在加沙或者希布伦同某个预备役部队在一起待上一个星期，在内盖夫某个拘留营周围待上一段时间，在破败的老年精神病房里住上两三天，在黎巴嫩边境的电网旁边睡着泥巴和雨水从黄昏到黎明度过一个冬日的夜晚，或者同埃坦和瓦尔哈夫提格没有任何障碍地待在这个堕胎的地狱里。堕胎的地狱这会儿又弥漫着从楼上传来的钢琴声和大提琴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他为自己的这些思考感到作呕，因为转念一想，这些想法在他看来就是19世纪俄国庸俗文学的化身。“堕胎的地狱”这个说法就是一种歪曲：毕竟还有例外，事实上这里有时是在创造生命的。费玛还记得有个叫萨拉·马塔隆的病人，首席专家都建议她放弃努力，去领养一个孩子得了，只有加德·埃坦认准一个目标，锲而不舍地努力了四年，终于，他打开了她的宫颈。诊所全体员工于是应邀参加她儿子的割礼[5]。做父亲的突然宣布，他孩子的名字就叫加德。费玛注意到埃坦大夫在那里拼命地咬着自己的皮质手表带。事实上，费玛自己的眼睛有那么一会儿也湿润了。人们只好让瓦尔哈夫提格大夫代劳一下，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则不亦乐乎地把婴儿抱在自己的怀里。

一个年龄在十七岁左右、脸蛋白得像床单、身材瘦得像火柴棍儿的头晕眼花的姑娘在塔马的搀扶下正摇摇晃晃地向疗养室走去，费玛赶紧跳起来去帮塔马。就好像是为全体男性赎罪似的，费玛东奔西窜，忙碌得不可开交：跑着拿来了一床柔软的毯子，一玻璃杯冷矿泉水，里面还放了一片柠檬，还有卫生纸、阿司匹林。最后，他还给她叫了一辆出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