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二天是星期二，上学的日子。我的学校叫作奥林匹亚地区进修学院，是一所公立学校。与妈妈和迈克舅舅上的中学不太一样，这里没有不同的班级或老师，学生也不用去别的班级听别的老师上课。我们只有一位老师。

他的名字叫盖特克，发型很像一个名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男人。我房间的墙壁上贴着一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海报。两者间的区别就在于，爱因斯坦的头发是白色的，盖特克先生的头发是浅棕色的，类似于加州榛子树果实的那种棕色。另外，我房间的墙上没有贴盖特克先生的海报。

教室里还有别的课桌和别的学生。去年，这里有十六名学生和十六张课桌。有那么四十七天的时间，变成了十七个人，后来一个学生走了，又只剩下了十六个人。我就是这十六个人之一。我在脑子里给每一张课桌都编了号，这就是我记录课桌的方式。爸爸搬去亚利桑那之后，我和妈妈留在奥林匹亚。妈妈说这样最好，但我曾读到妈妈发给爸爸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在邮件中解释说，奥林匹亚地区进修学院能为像我这样的孩子提供“稳定的环境支持”，所以她才不准备搬去亚利桑那和爸爸在一起。

亚利桑那的公立学校并不提供这种环境，因为那里的共和党政府在扼杀教育。这是妈妈写给爸爸的电子邮件中的内容。我想，爸爸应该没有回信给她。

我不知道什么是共和党，也不知道要怎么“扼杀”教育。教育又不是活物，而是一种使他人获得知识的行为。我在奥林匹亚地区进修学院学到的大多不算知识。比如，我自学了所有关于树的知识，但很多时候，盖特克先生和学校里的其他人似乎都在劝我别学那么多关于树的知识，也别再谈论关于树的话题，而是应该去学那些在我看来根本不算知识的东西。他们逼我学画画，尽管我根本不擅长画画。他们还教我人类的历史，我也看不出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同样，我们总是在读一些几乎不含真相的书，听一些压根儿不可能发生的故事。人们试图把那些故事解释给我听，这就像伊尔莎牧师对我解释《圣经》一样。当她用“千真万确”来形容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时，我总是感到十分困惑。

盖特克先生还教我一些很难与知识搭上边的东西。他希望我学会说别人的名字，学会一些特殊的说话方式，比如压低声音、语调和缓，甚至做出一些让人以为我在微笑的面部表情，哪怕我根本就没有想微笑的意思。

在学校里，他们希望我在食堂打饭时乖乖排队，而不是直接走上去索要食物；要求我吃完饭之后弄干净桌子，甚至用扫把或吸尘器打扫教室。这让我十分恼火，因为我必须用一种很不自然的角度抓住扫把或吸尘器。而且，我非常讨厌吸尘器的噪声，有时不得不捂住耳朵。

吸尘器工作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尖锐的嘶鸣声，就像我想象中采采蝇飞舞的声音。采采蝇生活在非洲中部内陆地区，身上携带着锥形虫，会向人类传播嗜睡症。有时候，我在用吸尘器打扫教室时，听着那尖锐的嘶鸣声，就会想象自己被一只采采蝇咬了一口，然后陷入昏睡。我就那样安静地站着，直到有人来叫醒我。有一次，盖特克先生非常生气，对我大吼起来，而我只不过是拿着吸尘器昏睡了十八分钟又四十秒而已。

多数情况下，盖特克先生说话的声音并不大，即便是在我喋喋不休地重复某些话时，他也总是轻声细语的。我喜欢他说话发声的方式。

见到盖特克先生之前，在我五岁、六岁、七岁的时候，我在林肯选修小学上学。那儿的教室里有这样一本书——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到关于树的知识。这本书名叫《儿童树木指南》，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书。我会用手指抚摸书本上的图片，在脑子里记下那些树的样子，与在外面看见的树一一对比。每到阅读时间，想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会指著书架对霍金斯太太说几个单词，比如“甜甜圈、椰子汁、咖啡、奶油”，或者“凯迪拉克赛威”。有几次，我还会说“水、水、水”——这个单词一直让我着迷。霍金斯太太知道我想要那本关于树的书，每次分发书籍就会把它递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