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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一些无名的痛楚袭击我的内心，叫我难受之余，试图用文字给它们命名，介绍给别人，可惜那不是故事，因此说出来也没人爱听，活人自有一套法则来使生活真实可信，北京就铺展在很大的一块土地上，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痕迹，但是，北京在哪里呢？一个词语如何讲述那么多的人和事呢？当我闭上眼睛，北京便像一团轻烟似地消散了。
然而我睁开眼，我想我仍在那轻烟中，我知道街道上有汽车穿行，有人从树下匆匆走过，而在北京之外，仍有一个幻想的北京存在，在每个人的心中，人们用欲望去轻触这幻想，就像用一个梦去轻触另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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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铃响了起来，是袁晓晨，问她在哪里，她说在洗手间，然后就用神秘的口气贴着听筒对我讲：“我们老总这两天犯病了。”
“什么病？”
“花-痴！”她一字一顿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
“在我们总经理办公室，人人都这么说。”
“该犯犯他的。”
“那不行，今天他第一次犯到我头上。”
“他怎么犯的？”
“我给他文件的时候，他不接文件，却一把抱住我，用手拍我的后背，我闪开身要走，他却趁机又摸了摸我的头发。”
“一下子犯这么厉害？”
“是啊，据说比这厉害的还有好几次。”
“你们老总多大了？”
“五十吧，但打扮得像不到三十的，听说有一次还穿着棒球服、戴着棒球帽来上班呢。”
“那你就原谅他吧，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
“我原谅他了，这不到洗手间来洗手了吗？”
“那就好。”
“不好——”
“怎么啦？”
“我说的是上午的事儿，他下午老毛病又犯啦，刚刚摸了一下听电话的小虹的脖子。”
“哎，你紧张什么，反正不是你。”
“呆一会儿就轮到我了，我要去他那里送机票，这不一个人在这儿人心惶惶的，大喘气呢！直想把咱家那个护膝当脖套儿戴上，而且啊，这次去新加坡，就四个人，你说要在飞机上我们坐并排，他毛病一犯，我怎么办呀？也不能就带一降落伞上民航啊！好了，我得走了，回头再向你汇报我们老总的新动向，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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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着手机费报销，袁晓晨有事儿没事儿总给我打一些这一类的电话，讲一些公司的笑话及琐事，用以缓解工作压力，并趁机撒撒娇，经常听到她在电话里唉声叹气：“你看，我被他们使唤得累死了，还不如在过去当一大户人家的丫头，没准儿还能碰到像贾宝玉那样的帅哥，现在可惨了，被一帮老白领支得团团转，话都说不出来了，你看看，小白领成天这么
忍辱负重的，你也不可怜可怜我。”总是说着说着便联想到我们见面，“你见到我要好好心疼心疼我，要不我活着可就真没希望啦。”
一般来讲，我就听一听，搭上一两句，让她把话说完，不过，我知道，渐渐地，她已经把我当成一种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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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袁晓晨去了新加坡，回来给我买了免税商店的礼物，一瓶男用范思哲香水，据说还在老总的支持下，偷偷用公款买了一身高级套装，打在办公费里，“七千多块钱呢，他们讲排场，我就占便宜，下次出去你提醒我一下，只带我奶奶七十的时候最爱穿的那条裙子，看看他们给不给我买新的！”
这一次，她带回了更多的老总花痴新闻。
“人家新加坡那方面出了一个德语翻译，叫朱丽叶，长得比我还难看，他就受不了，一上去就跟人家握手，还说英语！弄得人家直不好意思，说对不起先生，我不懂西班牙语！”
“你们老总英语不行啊？”
“废话，要是行，我吃谁去！”她翻了我一个白眼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