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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嘴巴粘住？”她睁圆眼睛，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我没用下流话骂你，说的只是通常的意思。”我这么解释了一句，因我想起以前我们说话时，袁晓晨这一伙儿姑娘曾把男子的精液称作胶水。
“但脑子里却一直转着下流的念头。”
“在这一点上，我跟别人一样，但我不会下流到张嘴邀请你进我的炮房。”
“我自己进去行吗？”袁晓晨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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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自己进去的，这一点，我可证明，后面的一幕是激情戏，但那种激情说起来有点下流，所以还是不说为妙，总之，从那以后，她便与我混上了，为了使我们在一起时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我们还给彼此的关系起了个听起来恰如其分的名字——炮友。这名字听起来粗俗下流，但当别人问起时，这么一说倒显得挺直率的，毫不含糊地把最重要的信息传达给别人，不仅如此，这么说还有一个好处，能使别人误认为自己很潇洒，并没有把这种关系看得多么重。袁晓晨自己有时还向别人进一步解释，“我们是纯炮友，他没在我身上花过什么钱，哎，蠢货，你送我最贵的礼物是什么？”
“一双皮鞋，原价八百多。”
“你买的时候是多少钱？”
“打两折，一百八搞定。”
“你们看，就是我现在穿着的这一双。”一般来讲，袁晓晨会把脚从桌子下面伸出来叫大家看。如果是遇到更熟一点的朋友，她还会指着我大发感概：“你们瞧，他就这么糊弄小淫妇，真没水准，加油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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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进入了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我认为，要进入这种状态，还挺不容易，需要一种精神上的铺垫，这种铺垫十分复杂，一句两句还讲不清楚，举例说吧，年轻时我一直不知所谓的“好”是怎么一回事，我干脆认为好便是从快乐这个词中产生的幻想，既然是幻想，当然用不着怎么特别的重视，在生活中，我发现，每个人认为的“好”都是好的一种，
但所有人的“好”加在一起，便成为一种相互矛盾的有关信念的大杂烩，可气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产生了更可怕的疑惑，那就是连“坏”也弄不清了，这是我读历史书的直接后果，人类的历史把我的头脑搞乱了，我不得不说，知道了很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以后，我彻底地对我个人生活的完善这一追求不抱希望了，历史书上讲得好，人无法超越他所属的文化历史环境，这句话的深刻之处，叫我领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小道理：我本人就没法超越环境！也就是说，我本人既不能比我所处的环境好，也不能差，若是处在两头儿，就会可悲地被环境给淘汰了。于是我决定拿出我的看家本领，也就是随波逐流——不能太高尚，也不能太卑劣，不能太富，也不能太穷，不能太善，也不能太恶，不能太理想，也不能太现实，不能太纵欲，也不能太禁欲，不能太老实，也不能太狡猾，不能太干净，也不能太脏，不能太时髦，也不能太土鳖，不能太有名，也不能太没名，不能太年轻，也不能太老，总之一句话，胡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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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那是什么时候？日历上说，那是公元2000年，这就够了——我要说，在2000年，你是谁？你在干什么？你是否有钱？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在北京，重要的是，你必须年轻，和这座城市一样年轻，一样混蛋。
年轻和混蛋，在北京，在2000年，这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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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这个词语的有用之处，在于它不怕逻辑上的矛盾，含糊其辞却又清楚无比地勾画出所有事情的起因及结果，我知这是个混账想法，但如果不相信混账的力量，那么生活中就会被种种纠缠不清的矛盾所包围，被弄得筋疲力尽，这一方面，除了一个叫弗雷泽的英国人写了叫《金枝》的厚书可做一证明外，我还有亲身体会，我花大量时间与精力试图弄清一些人生道理，但结果却不如不讲理来得更方便，既然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道理，那么无情地理解他们就是了，在理解别人方面，简单粗暴是最好的，用不着问为什么，因为答案百分之百是狭隘愚蠢，对于狭隘愚蠢有何可讲？条理分明地去理解它吗？我看是完全用不着，告诉我你想干什么——我点头摇头就是了，多半，我只是点头，在你没说完之前就点头，因为我压根儿就懒得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