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一（第3/4页）

郭全海在农会里，光一个鼓槌打不响，心里越着急，越好上火，他跟一个小组长干了一仗。下晚，张富英召集农会小组长开会，大伙叽叽哇哇地都数郭全海的不是。有的竟说：“这号主任，不如不要。”

有人不客气地提出：

“拥护张主任，请郭主任脱袍退位。”

有人更不客气地说：

“叫他回家抱孩子。”

有人笑着说：

“他还没娶媳妇，哪来的孩子？”

有人气势汹汹说：

“谁管他这呀，叫他快搬出农会得了。”

有人假惺惺劝他：

“郭主任，你回家歇歇也好。”

这事闹到了区里，张忠正在清理旁的几个大屯子，闹不清楚他们的首尾，又不调查，简单地答复他们：

“老百姓说了算，你们回去问问老百姓。”

张富英和他的小组长在屯子里联络一帮人，有一些是张富英的亲友，有一些是顺竿爬的，只当这天下就是张富英的了，还有李振江的侄儿李桂荣，新从外头跑回来，暗中帮助张富英，替他联络不少人。布排好了，赶到屯里开大会那天，张富英一呼百应，轻轻巧巧地把个郭全海撵出了农会。往后会里尽是张富英那一大号子人了。

老田头背地里悄悄跟老孙头说道：

“这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老孙头叹口气说：

“唉，别提了，官家的事，咱们还能管得着？咱们老百姓，反正是谁当皇上，给谁纳粮呗。”

郭全海到区上找张忠谈了一次，没有结果。回到屯子里，他只得从农会搬回分给他的西里门的破马架，正逢下雨，屋顶上漏，可炕没有一块干地方。天一放晴，郭全海就借一挂小车，一把镰刀，整一天洋草，再一天工夫，把屋顶补好。他又扒炕，抹墙，掏掉烟筒里的黑烟，三五天工夫，把一个破马架子，修成一个新房子。乍一回来，连锅也没有，他到老孙头家去借锅。这老赶车的知道他啥也没有，忙到一些对心眼的人家一说，锅碗瓢盆，啥都送来了。原来是空荡荡的马架里，一眨眼工夫，啥也不缺了。赵玉林媳妇赵大嫂子，送来一领炕席，小猪倌吴家富拿来一块三角形的玻璃，替他用报纸糊在窗户上。人们都上他家来串门，还叫他主任。这事被张富英雇用的一个民兵听见了，就吓唬着说：

“谁再叫他主任，叫谁去蹲笆篱子。”

人们明的不叫了，背地里，还是叫着。郭全海见天去卖零工夫，吃穿不用愁，小日子倒过得舒坦。下晚，他躺下来，点起他留做纪念的赵玉林生前使唤的小蓝玉嘴烟袋，透过窗户上的三角玻璃片，瞅着窗外的星光，想起他在农会时，累不行了，就伏在桌子上打盹，哪能这样躺在炕席上，舒舒坦坦，抽一锅烟呀？“无事一身轻，也好。”他寻思着，合上眼皮，就睡着了。往后，郭全海没有再到区上去反映。

郭全海一下台，张富英就当上了主任。他走马上任，头一桩事是花钱雇五个亲信的民兵，给他瞭哨。又叫人推举他的磕头兄弟唐士元做元茂屯的屯长。这人是唐抓子没出五服的本家，伪满的国兵下士。李振江的侄儿李桂荣当了农会的文书。萧队长在这屯子的时候，这人不在。他在“满洲国”干过防空员，职务是监视天空，看有没有苏联的飞机。“八一五”后，他老也没在屯子里呆过，成年在外，东跑西颠，也不知干啥。萧队长走后，他回到本屯，参加斗争会，敢打敢骂，一下就当了积极分子。张、唐、李三人，拧成一股绳，掌握会上的大权。斗争地主，三人领头，和他们对心眼的小组长跟上，后尾哩哩啦啦跟上一些老百姓。富农和中农，也整乱套了。富农李振江，光斗了政治，没有接收他的多余的财产。中农刘德山的牲口倒给牵走了。斗了以后，人散就算完，也不分果实。张富英、李桂荣和唐士元三人，都住在农会，叫民兵在大门外放哨，三个人在里头喝酒，唱戏，开戏匣子，嗑葵瓜子。他们把斗争果实都卖了，卖出的钱，在公路边开个合作社，尽贩娘们的袜子、香水和香皂。他们也给老百姓放过两回钱，头一回，一人五十元，第二回是一百元。老百姓说：“不顶两个工夫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