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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年代，社会对陌生的他者全然一无所知。

那是一个偷偷摸摸，充满藏匿、谎言与保密的时代。

当时的西德法律还保留着将同性恋者视为罪犯的第175号条例——纳粹时期，男同性恋是非法行为，他们被关进集中营，佩戴粉红色三角形标志，在所有入营的犯人中地位最低下。传言指出，曾有同性恋囚犯互相杀戮，试图获得犹太人的黄星标志，借此提升自己在集中营囚犯中的地位。

这虽只是20年前的事，却展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当时的性解放运动还太不成熟、不成气候，还太柔弱、急切，几乎未经周详考虑。

后来发生的变化就像是从屋檐落下的水滴，即使地面上的积雪仍厚实不可破，屋顶上的冰雪却已经开始融化。

例如，首相帕尔梅在1970年回复来自奥勒布鲁的索伦·科普菲尔的来信时写道：“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人的性倾向与其他人不同，就从道德观点上责难他们……在性生活领域里，学校必须明确与任何类似种族歧视的趋势保持距离。”

在斯德哥尔摩，受到美国男同志解放运动启发，同性恋者曾数次庆祝同性恋解放纪念日。全国性平等与平反协会（RFSL）由更具攻击性与战斗力的成员接管之后，抗议活动正式点燃战火。在最初数年间，只有少数几个人集合起来，一同穿越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高喊着“看看我们在这里游行，请告诉我们你是谁”与“我们是愤怒的同性恋者，我们不是好欺负的”等口号。

拉斯穆斯于1982年来到斯德哥尔摩，那年，解放日庆祝活动已扩大为8月底一整个星期的游行活动，由星期六的街头游行与星期日早上在大教堂的讲道为活动画下句号。星期日的讲道吸引了大批人，甚至连斯德哥尔摩大主教拉许·卡尔森也参与了。

超过一千人参加了游行。这是不折不扣的重大成就。

一千名勇敢的男性与女性。

街道两旁挤满围观的人群，许多人带着些许好奇、有趣的眼神瞧着经过的游行行列，眼神有点像在动物园观赏珍禽异兽。其他人则在远处羞怯地偷瞧着，心热切地跳着，梦想着自己以后也有勇气加入。

请告诉我们，你是谁。

在斯德哥尔摩活出自己的性向很困难。

在卡尔斯塔或阿尔维卡这种小城市，几乎是不可能。

在科彭这种鸟不拉屎的鬼地方？门儿都没有。

如果真有人有这种念头，保证会被人笑翻。老天！你不是在做梦吧！

就这样，许多人从乡村小镇迁徙到大城市的人海中。大城市里，遇见志同道合者的机会显著提高。

大家从各地挤到首都来。

仿佛朝圣般，寻求慰藉。

仿佛找寻泉水的鹿。

大家先后来到这里，只为凝聚在一起，成为群体，不再孤单。

切断与出生地的关系，和家人及自己的过去分道扬镳，只求在斯德哥尔摩展开更自由、更真实的新生活。

仿佛族长亚伯拉罕切断与家园的联结，抛下一切，只为跟随那位应许他新生的、陌生的神。

来到城里的人们背后总有一段曲折，背负着充满隔阂、孤独与谎言的经历。那是一种永难痊愈的伤口。伤口始终无法愈合，每触碰一次，就撕裂一次。

必须走上一段远路，方能找到家园。

(1) Selma Lagerlöf（1858—1940），瑞典小说家，1909年成为全世界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代表作为《尼尔斯骑鹅历险记》等童话式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