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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拉斯穆斯会记得，被要求自杀的念头是多么可耻。

拿着手枪走来走去，手心冒汗，了解到自己必须将枪口放进嘴巴，然后扣下扳机。

其他人在隔壁房间等着听那声为他生命画上休止符的枪响，证明当他不能活下去时，至少能像个男人般死去。

拉斯穆斯看到自己被关在禁闭的房间里，独自来回踱着步。啜泣着，呜咽着，颤抖着，想要活下去——但又知道自己必须，必须将枪口放进嘴巴，然后扣下扳机。而他真正想做的，其实是活下去。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想活下去！

尽管他被告知自己该死。

假如拉斯穆斯在记忆中仔细搜索，便会想起瑞典文学老师苏恩·林德瓦尔也曾朗读过奥斯卡·王尔德的一首诗。他告诉全班，王尔德写下这首诗时人正在监狱里，原因是——

然后，他沉默了，仿佛脑部缺氧，说不出话。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几乎要对青年学子所讲出的字眼而及时打住。

他停在那儿，脸红着，嘴巴微张着，眼神逡巡着……然后把话题转开。

那阵沉默。那阵窒息。

诗人卡琳·博耶的家人在她死后烧毁了所有可能证明她是同性恋的手稿。塞尔玛·拉格洛芙(1)写给闺中密友苏菲·艾尔康的情书在接下来的十年内还会继续被列为机密文件。

直到20世纪80年代，报纸杂志上提及同性恋的文章仍为数甚少。这些文章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以“那些同性恋”来称呼他们，借此撇清关系，表示自己与读者是同一国的，和同性恋完全无关。对同性恋者进行访谈时，考虑到大众的观感，采访者会给他一个化名，借此证实他就像王尔德的情人——阿佛列德·道格拉斯爵士所写的诗一样：一段不敢大方报出姓名的爱情。

受访的同性恋者也只敢从背面照相，这样大家才不会认出他的脸。无名无姓的背影，一个需要化名掩护、逃避社会大众的个体。对一般人来说，同性恋是陌生的他者，是“他们”；他们与社会上的其他人隔绝，是一个帮派，是一群女性化男性组成的阴谋集团，威胁了健康、正直的瑞典社会。大家必须要通过立法保护自己，保护整个社会，以及更重要的——保护青少年免受侵害。他们就像难以抑制的毒素、传染病，出于某种不明原因，对脆弱、缺乏主见的青少年充满了吸引力。

包括威尔恒·莫贝里（Vilhelm Moberg）与图尔·尼尔曼（Ture Nerman）在内的记者与作家，常被视为民主斗士，以及对抗司法腐败战争中无畏的武士。但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听到同性恋的反应，就像暴怒的斗犬一般。那仅仅是拉斯穆斯出生前几年的事。

20世纪50年代，一拨又一拨围剿同性恋者的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带头冲锋的就是《斯德哥尔摩日报》《今日新闻》《快捷报》《晚报新闻》与《工人报》等知名大报。它们以“狂轰滥炸”的方式刊登未经证实的信息八卦，如同性恋妓院、用烟头灼烧青少年的虐待狂医生、同性恋势力秘密掌控全世界等各种光怪陆离的故事情节，仿佛这些全是真人实事。

在这样一个偏执的年代，人们从报纸杂志上可以看见下列标题：

“同性恋者在摇头派对中纵欲狂欢”——《晚报新闻》

“同性恋者黑名单公布，持续肃清可疑首脑”——《晚报新闻》

“警方针对同性恋者进行大扫荡，逮捕14人”——《今日新闻》

“46名男性涉嫌诱奸幼童已遭起诉，警方针对同性恋者持续进行整肃”——《晚报新闻》

“450个男孩因同性恋行为受侦讯”——《快捷报》

“1000名青少年自同性恋帮派魔掌中获救”——《晚报新闻》

拉斯穆斯和他的同龄人就在这股仇恨与迫害的阴影下出生，在各自的家乡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