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3/5页）

他热爱意大利。作为一个军人，他曾经在十七岁上随着总裁时代的法兰西大军，“通过最困难的白雪皑皑的圣·倍尔拿山隘，通过谁都没有料到的地方，迅雷不及掩耳地突进意大利北部”。帝国崩溃以后，他到米兰住了七年，直到一八二〇年和一八二一年，意大利发生革命，奥地利警察认为他言行可疑，不许他继续居住为止。他在这里接触到烧炭党的革命活动，他在《法尼娜·法尼尼》这篇小说里，刻画了这样一个献身于资产阶级祖国的英雄形象。他在这里看到他喜欢的歌剧，体会到他讴歌的激情·爱，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各方面所表现的力量。作为契维塔-韦基亚的领事，他在意大利度过了他寂寞的晚年。他死在巴黎，墓碑是用意大利文立的，上面写着：“米兰人，活、写、爱，膜拜契马洛萨、莫扎特和莎士比亚。”他的全部感情生活用这寥寥几个字表现无遗了。

然而他爱他的祖国——法兰西。在大革命时代，人民阵线曾经出现了一些真正英雄，到了帝国时代，安于逸乐的将军们贪生怕死，真正英雄只有到广大的士兵队伍里面寻找。紧接着就是一个更坏的时期，波旁王朝在外国人卵翼之下回到巴黎又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红与黑》的时代，主人公于连就是这样一个虚糜人力，前途黯淡的时期产生的。红——军人；黑——教士。可是来到一八三〇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于连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力无用处的时代。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一八三〇年的法兰西是一个辱没法兰西大革命，不配称为大国的祖国。一八四〇年的法兰西政府接受了《伦敦条约》，放弃支持埃及的一贯政策。领事馆一个属员后来写信告诉高隆说，司汤达就是从这时起才坚决在遗嘱上把自己叫作米兰人的：“把自己叫作法兰西人，我现在害臊。”除非到下层找去，否则，力量在法兰西是看不见的。

于是，一八三四年前后，他在意大利见到一批旧写本，讲的全是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家庭的变故。他感到极大兴趣，花钱陆续誊了十四本，认为这些逸事可以补充十六、十七世纪正史的不足：“正是这些风俗，产生出了许多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这些大艺术家不是教皇或者霸主谁某奖掖出来的，“不是什么学院和美术学校在今天可以再生出来的”。而是整个时代和社会发展在这一个阶段的自然应有的收获。他看出这些逸事可以写成“攻击教士的方式”。这是他为《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规定好了的政治任务。

而更结合着他深沉的喜爱的，是通过这些杀人流血的上等社会的阶级成见，暴露出了人性本身所含的力量。这里贯穿着最原始、最基本、最粗野的反抗情绪：不甘于被教会和封建制度牺牲而终于被牺牲了的青年男女的力量的某种突出的表现。

也正是这种反抗的浪漫主义精神，通过司汤达对现实的分析和想象的具体的活跃，使读者感到的不是干巴巴的教训，而是综合性的诗意。十八世纪的唯物论是机械的，但是当司汤达深入生活而又反映生活的时候，他没有割离了人物的社会关系而单纯地、生理地加以观察和分析。他的人物有思想，心灵全部活动的思想；有行动，猛烈过于传奇小说的行动：而一切归总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的存在，这正是他的心理小说的特征。心理分析在法兰西文学有着相当悠久的传统，但是，属于这个传统的作品，往往孤立人物，陷于独白式的剖析，如果令人感到细致，却也往往令人感到单调。司汤达在法兰西游历的时候，有一个外省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摆出严肃的模样回答：人心的观察者”，那个外省人几乎吓晕了过去，以为他在暗示他是警察局的情报员。司汤达在观察，但是，他到活的社会观察人心，而不是把人心提到案板上，像割死鱼一样在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