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这是四十五年以来最严寒的冬天。英格兰的乡村被大雪阻隔在外，泰晤士河也封冻了起来。有一天，从格拉斯哥到伦敦的火车足足晚了二十四小时才抵达。积雪再加上灯火管制，使开车变成一件分外危险的事。车祸倍增，人们开玩笑说，夜间在皮卡迪利大街开车，比开坦克越过齐格菲防线还要危险。

后来，春天到来了，天气晴朗了。防空气球在蔚蓝的晴空里随风飘动，威风凛凛；休假的士兵和身着无袖衬衫的姑娘，在伦敦的街头打情骂俏。

伦敦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的首都。迹象自然还是有的，亨利·费伯骑着自行车从滑铁卢车站向海格特返回时，就注意到了那些战时迹象：重要的公共建筑外面都堆放着沙袋；郊区住宅的庭院中修起了安德森式掩体；到处都是劝导民众疏散到乡间和空袭须知一类的大型告示牌。费伯细心观察着这类迹象——比一个一般的铁路职员要留心和仔细得多。他看到公园中成群的孩子，就得出结论：疏散宣传没有成功。他默数着街上行驶的汽车的数量，暗读着汽车制造商宣布的新型号。他深知夜班工人鱼贯涌进工厂的现象意味着什么，仅仅数月之前，工厂里连白天班都没有足够的工作可干。但更令费伯全神贯注的是，军队沿英国铁路网调动的情形，全部铁路动向的报表都要经过他的办公室，他从这些报表中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讯息。就拿今天来说，一大堆须经由他加盖橡皮印章的报表使他确信，一支新的远征军正在集结。他敢肯定，那支大军不下十万人马，去向是芬兰。

不错，在伦敦，战争的迹象是有的；但这里也同时存在着一些似乎是在开战争玩笑的景象：广播电台对战时规定的繁文缛节冷嘲热讽；人们在防空洞里举行合唱；时髦女郎把防毒面具放在名牌服饰公司的手提袋里逛街。人们在谈论这场令人生厌的战争时，既夸大其词，又轻描淡写，仿佛在讨论一场电影。所有的空袭警报，毫无例外全是虚惊一场。

费伯对这场战争持不同观点——不过那是当然，因为他是个不同类型的人。

他把自行车骑进了阿奇威路，因为是上坡，他把身体稍向前倾，两条腿不知疲乏地蹬踏着，如同火车头的活塞。就一个三十九岁的人来说，他算是相当健壮。只不过这个年龄是虚报的：为了小心起见，他在大多数事情上都不说实话。

他爬上斜坡，到达海格特时，已经大汗淋漓。他住的房子是伦敦地势最高的建筑物之一，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选择住在这里。他住的是一栋维多利亚式的砖房，位于一排六栋最后面的一栋。每一栋楼都是三层，外加地下室，那儿有一道专供仆人出入的门——十九世纪英国的中产阶级坚持要开这样一道门，尽管他们并没有仆人。费伯对英国人装腔作势的那一套嗤之以鼻。

六号楼的主人原先是哈罗德·加顿，但他开的那家小公司——加顿茶叶暨咖啡公司——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破了产。以加顿先生的做人准则来说，欠债不还钱乃是一条十恶不赦的大罪，所以他破产后别无选择，只有自杀一途。这栋房子是他留给他太太的唯一遗产，加顿太太也只能靠着收房租度日。她虽然乐于当房东，但按照她所处的社会地位的要求，还是不得不装出一副引以为耻的样子。费伯租下了位于顶层的房间，屋顶有扇天窗。周一至周五他都会住在这里。他告诉加顿太太，周末他要去厄立特陪伴母亲。其实，他在布莱克希斯另外租了个住处。在那儿的女房东的认知里，他叫作贝克先生，是一家文具制造商的流动推销员，一周五天都要在路上奔波。

他蹬车骑上花园的小径，高大的前窗似是在不痛快地皱着眉。他把车子推进木棚，锁到剪草机上——不锁车是违法的。木棚周围箱子里做种子用的马铃薯块正在发芽。加顿太太把她的花园都种了蔬菜，算作为战争出了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