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3/5页)

我等待过,不是等待歹徒消失,而是等待民众的目光能投向歹徒。但是,等了那么久,我等不到了。

我非常失望。因为我是一个历尽艰险寻找民族尊严的人,一个走遍世界阐释中华文化的人,但每次回来,总是谣言、谣言、谣言,而且越来越污浊,越来越肮脏,越来越嚣张,越来越盛大。当然耳边也会听到一些同情的低语,却永远缺少真正的帮助。

我一直企图说服自己,这种现象与我所钟爱的脚下的土地无关。但是,所有的事实告诉我,不是无关,而是有关。

我终于明白了杨长勋教授对我的告诫:赶快离开。但是,我和马兰,都有年迈的父母亲需要照顾。

正这么想着,我爸爸,却被攻击我的谣言气死了。他的死,也有医学上的病因,但不能排除他临终床头的那三份报刊。一份广州的,一份天津的,一份上海的,对他造成了最后残害。

这些报刊在造我的谣,而这些谣言使爸爸联想到了我家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一种巨大的逆反,让老人家痛彻心肺。这位抗拒了十年谣言而获得过胜利的英勇老将,终于牺牲,为了他的儿子。

对这件事,我写道:

我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常常对那些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予以原谅;但我又是一个中国人,终身不会淡忘“杀父之仇”。我即使把“必要仇恨”缩得再小,也会永远记得爸爸临终床边放着的那些报刊,以及报刊背后那几个人。

博爱使我容光焕发,仇恨使我双目炯炯。

我的宗教情怀反对我报仇,却不反对我出走。前思后想,觉得我们夫妻两人也算非常对得起这片土地了,只是年纪已大,很想避开歹徒们的惦记,寻个安全,因此即使远离,也已无须汗颜。但是,歹徒们的势力范围很大,欺骗领域更大,欧美很多大城市的华文圈都已有他们的阴影,我们只能敬鬼神而远之。我和马兰讨论过塞浦路斯、以色列、南非,而在这本书的最后,则指向了西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

那里有可能是几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或良渚文化湮灭时的先民逃生处,因此也可以看成是远祖的家园。在密克罗尼西亚,我们特别羡慕那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二十五年,从未上岸栖宿的夫妻,那位妻子还是中国人。但是,看来只能羡慕了,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

当然,不管到哪里,还是阐扬中华文化。可以想象在那个归息之地,我展卷而叹,抚伤而忆。而马兰,则拭泪而歌,仰天而吟。

临了,还要以这本书的名义,对谣言表示感谢。

谣言也有正面意义,那就是,让我们在内心确认真实之为真实。

因为有那么多虚假,真实就显得更加珍贵。但在平时,有关真实的记忆常常沉睡了,黯淡了,褪色了。等到谣言一起,真实的记忆从深处唤醒。唤醒一处又会连带多处,生命的重量又重新回归。

我自己,就曾一次次被谣言带出来的真实所震惊,所感动。

前面提到,爸爸在“文革”十年间天天撰文反驳谣言,其间又因眼疾由我代笔。我发现,一切善良者的反驳其实都是回忆,点点回忆连成逻辑,很快,愤怒的口气变成了动人的自述。

我毕竟懂得文学,总是向爸爸追问人情细节,祖母和妈妈又在一旁补充。结果,在那一个个风雨凄迷的夜晚,一部小小的家族史诗渐成雏形。

爸爸把这些自述的一部分,长期珍藏在抽屉里,我在他去世后找得。一页页轻翻旧纸,一次次眼湿鼻酸,觉得还应该继续做点什么。

于是,我以爸爸的自述为线索,开始了“长辈寻访”,这就是《借我一生》那本书前半部分的由来。我把这种写法称之为“记忆文学”。因为是文学,便增添了一些细节描写,改易了一些人物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