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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曾重点写到于坚，你对于坚也评价很高。于坚说汉语的最高典范是诗确立的，那么您认为在如今的汉语体系中，诗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我赞成于坚的判断。我做了十五年的报纸副刊文学编辑，在阅读方面，我读到的当代小说要比诗歌多很多，中国也有一些好作家，比如余华、苏童、李洱、迟子建、毕飞宇等人，但是总体说来，中国诗歌的成就更令我欣慰，多多、欧阳江河、于坚、西川、王小妮、黄灿然、柏桦、周伦佑……这些名字，无论和中国任何小说家并列在一起，都是熠熠生辉的。当然，从世俗意义上说，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性文体，受到的关注要比诗歌高很多，这也是正常的。好在艺术自有其内在的标准。

《一个人的诗歌史》谈到了许多诗人、诗作，您认为当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上面临哪些困局？为什么？

在汶川大地震时，我写了一首诗，里面有这么一句：我以前写下的诗歌是贫血的。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我一个人在病房阳台上，倾听楼上楼下那些病痛者及他们的亲人各不相同的呻吟与呼号，我再次想起了我的这句诗。

现在的诗人们写得太安逸了，太阳光灿烂春暖花开了，我看到了他们脸上的快乐，但很少看到眼角的泪水，更不要说那些压抑于心底的不为人知的创痛。

其实一个诗人在写作遇到问题时，暂停几年也未尝不是好事，《一个人的诗歌史》里写到的诗人，很多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停笔，比如柏桦，一停就是好几年。但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你写出过好诗，就不会被遗忘，你看柏桦这些年，声誉不降反升呢！

如果说诗人与作品逐渐被冷漠，这是读者不关注诗歌，还是某些诗歌的写作方式让读者难以进入？

这个应该是相互的，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时代与人心的浮躁，人们选择性的增多，导致一些高雅艺术品乏人关注；一些诗人故意把诗写得像饭店里的点菜单一样一览无余，或者写得像理论报告那么高深莫测，都会影响读者的印象。其实诗歌并没有脱离群众，人们也并非不需要诗歌。这几年我在北京、深圳、厦门、海口、长沙等城市参加朗诵会，都会发现大量热爱诗歌的读者，有的朗诵会甚至一票难求。看来，诗歌以什么的形式接近读者，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从《一个人的诗歌史》里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之下，以前的诗人似乎更纯粹，写诗也是艺术高于技术，没有那么多的目的性和功利心。现在有很多所谓的诗人通过各种手段自我炒作，许多诗人是为了发表、为了出名而写作，今年颇受关注的“羊羔体”获鲁奖诗歌奖引发争议，对于这一类现象，您是怎样看待的？

严格地说不是“羊羔体”获鲁奖文学奖，因为那两首诗没有出现在参评著作中，只是车延高获奖后人们从他的博客里找出来的而已。

我对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价并不像很多愤怒的诗人所想的那么低，我觉得，相对于前几届，本届获奖的五位诗人大部分都是实至名归的，傅天琳早有诗名，近几年的作品堪称信手拈来又出神入化；刘立云一直是被“民间”诗歌界低估的诗人，事实上他的很多作品非常优秀；雷平阳就更不用说了，我把他的获奖当作是对此次整个鲁迅文学奖评选的一次提升。包括最受诟病的车延高，也写过不少好诗，而且，他也不是鲁迅文学奖颁奖以来最差的获奖诗人。

近十年来，“80后”作家风生水起，但多数人的目光停留在少数偶像作家身上，对“80后”诗人的关注远远不及前者，在你的视线之内，有哪些“80后”诗人值得推荐和关注？他们的作品具有怎样的特质？《一个人的诗歌史》的续篇会写到他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