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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6月的一个深夜，我们从23,000英尺的三号营地登上了27,000英尺的六号营地，攀越了位于珠峰山肩的北部山脊。几年之后，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我独自一人趁着夜色攀登了南极的幽冥山。除了这一个人的登山之夜，就再也没有比那个珠峰的攀登之夜更美好、更让我享受的攀爬经历了。在那个珠峰的夜，所有的美好都极其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星光灿烂，美不胜收。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山时我的身体享受到了无限乐趣，而且和我钟爱的朋友们一起登山，我的心中更是无比喜悦。

当然了，后来我很想知道，帕桑医生给我吃的可待因和苯丙胺是不是对我享受到的美妙感觉产生了什么影响。我隐隐意识到，我依旧感觉喉咙里像是咽下了如我手掌大小的锯齿状金属物，可我的咳嗽已经减轻了，甚至都可以再次轻易使用氧气罩，所以那种奇怪的感觉也就不再那么困扰我了。

我们并没有用绳索拴在一起，而是各自分散开，依旧没有打开头灯和手电筒，从北坳上方那道山脊处被冰雪覆盖的岩石带脚下开始攀爬，然后恢复成一条直线，并且使用祝玛装置扣牢在固定绳索上。之前，在攀爬途中，我们在所有倾斜石板的陡峭部分都安装了固定绳索。

我们并没有像登山队在深雪中开路时常做的那样轮流领头攀登，而是轮流殿后。因为最后一个人要承担非常累人的工作，要拉住从带孔眼的桩子上松开的每一段固定绳索，把绳索卷成圈，绕在肩膀上拖拽，一直到需要解开下一段绳索为止。

“啊……”有一次，我们停下来更换起确保作用的最后一位登山者，让-克洛德说，“防止后面的德国人顺着固定绳索追来，这我可以理解……可一根固定绳索都没有了，我们自己下山的时候不就难了吗？”

“到了五号营里，在继续往上攀登之前我们会有五分钟休整时间，那时候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理查说。就我所见，到目前为止，在整个攀爬过程中他一直都没戴氧气罩，也没有打开流量控制阀。我们拿了很多吸氧装备，所以我真搞不懂他为什么现在就要这么节省氧气。

我们继续推进。现在没有一个人使用罐装氧气，尽管五号和六号营地里藏有备用的吸氧装置和氧气罐。我们似乎已经达成了默契，要尽量节省氧气，反正早晚能派上用场。

我们听到下方远处的河谷里传来了两次步枪枪响的遥远回音，可我一直都没听到子弹在我们周围的岩石上弹跳起来的声音，也没有听到令人不安的蜜蜂似的嗡嗡声又一次在我身边飘过，而这嗡嗡声根本不是蜜蜂发出来的。理查“体贴周到”地在他的恩菲尔德步枪上装了望远镜瞄准器，德国人可以用这个来对付我们。即便如此，理查说在夜色下也不可能从垂直1英里的下方，在岩石和脏兮兮的冰雪中找到穿深灰色衣服的人，我们再一次调换了芬奇外套和暗褐色沙克尔顿夹克的位置，把芬奇外套穿在最外面，并且把帆布防风裤穿在羽绒绑腿外面，所以浑身上下都成了灰色的。理查向我们保证，与其担心在这么远的距离被步枪击中，还不如担心闪电、岩崩或雪崩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后两者是对我们的真正威胁，如果我不是因为药物而进入了近乎狂喜的状态，我心里或许真的会七上八下的）

按照计划，我们在五号营地休息了五分钟，把氧气流量开到了最大，可随后我们在那里又用了十五分钟拆卸雷吉的大帐篷，分成支柱、帆布、防雨罩和铺地防潮布几部分，分别装进我们的背包里。那里的氧气装备太多了，我们背不走，所以我们又花了更多时间费力地把它们拖拽出大约五十码，拉到了北壁的岩石和碎石区，藏在一块巨大的三角形砾石后面。如果下山时我们需要找这些“英国空气”——当然了，假设我们可以活着下山的话——那么这块砾石的奇特形状会是我们唯一的引导物，因为我们不可能用竹竿或旗子来标志位置，白白便宜了那些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