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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我们睡得还好，尽管所有人都患了头痛病，而且我咳嗽得更厉害了。我想我们肯定没梦见德国人手持斯迈瑟式冲锋枪对着我们的帐篷一通乱扫。也许我们该做这样的梦，但我想我们谁也没有。当时，我们太他妈的累了。

我在冰冷的夜晚醒来后打开阀门，吸了一点儿暖暖的氧气，然后又沉沉地睡过去了。其他人也跟我一样，不过，我相信帕桑不用吸氧气也能踏实地睡一晚上。根据我父亲送我的那块怀表显示的时间，我差不多到早上7点钟才完全醒来。

帕桑和雷吉将乌纳炉放在帐篷前面热咖啡，用罐子煮东西吃。那天阳光明媚。虽然很冷，但并没有起风。北部山脊和东北山脊上的天空蓝得摄人心魄。

“J.C.和理查呢？”我警觉地问道。

“他们凌晨4点半就去绳梯顶端放哨了。”雷吉说，“天没亮就去了。”

“我去看看他们，然后再回来喝咖啡、吃早餐。”我边咳嗽边说，一边忙着绑上冰爪。

“对了，理查叫你无论之前穿了什么，都得加上你那件芬奇羽绒服。”雷吉说，“如果你一定要穿上沙克尔顿的滑雪衫，你就穿在那件鹅绒外套下。哦，外面还得套上我给你做的那条鹅绒裤子。对了，他还说，兜帽要一直戴在头上。”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雷吉和帕桑医生是这样穿戴的，他们将兜帽竖起来，绑得紧紧的。“为什么？”我说。“理查说我们现在在三支步枪的射程范围内。”帕桑说，“而且他的那把恩菲尔德步枪还有瞄准器。芬奇羽绒服上的气球布是灰白色的，比起灰色的沙克尔顿外套，这种衣服在北坳和北部山脊前沿白雪的映衬下，更难看清楚。”

“好吧。”我们都穿上了冬天的迷彩服。也不知道今天还会有什么惊喜，我想。“给。”雷吉说，“两热水瓶温度适宜的热咖啡。你可以跟J.C.和理查一起喝。”

我将热水瓶放在羽绒服的大口袋里，一只手拿着长冰镐，另一只空余的手里拿着那把迷你卫瑞信号枪。我匆匆走过北坳，往冰脊跑去，一直都没忘记低下头。我感觉那种蹒跚走路的姿势挺傻的，但想到自己正成为狙击手的靶子，就感到浑身不自在。

J.C.和理查没在冰脊上，而是靠近北坳的冰壁上方，离绳梯的顶端大约40英尺的距离。我扑通一声趴在他们旁边，将热水瓶递给他们。

“真是雪中送炭，谢谢，杰克。”理查说着拿过一个热水瓶，放在雪地里，另一只手继续稳稳地拿着那个大望远镜。我忘记从四号营地把我的杯子带来了，不过，J.C.把他的杯子给了我。

“天破晓后他们就开始不老实了。”让-克洛德说，“忙着埋尸体，把帐篷烧成的灰烬撒开或埋起来。”

“埋起来……”我说，也用望远镜看了看。

下面的三号营地一片狼藉，一共八个人，脸上不是缠着白色的围巾就是手帕，所有人都穿着白色的户外外套，确实正在拖拉最后几具被谋杀的夏尔巴人的尸体。其他人则将前一天晚上大破坏后留下的灰烬和碎屑铲到大油布上。

“要是有人能将我那个恩菲尔德的瞄准器拿回来，我愿意给他1000英镑。”理查小声说。

“他们为什么……”我说。

“德国人不知道另外一支英国探险队是明年还是后年来这儿。”理查说，终于将望远镜拿了下来，拧开了热水瓶的盖子。让-克洛德已经喝过了热气腾腾的咖啡，递给我他的杯子。“但他们不想留下杀人的证据。”理查继续说，“德国人特别擅长掩人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