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至重

前不久写了篇短稿子，谈一些城市设立非文明法规，汽车撞了违规行人“撞了白撞”。不久前又见中央电视台专题讨论此事，有事、有证、有形影、有理据，比我说得还明白：你那个法规有违天理，亵渎人情，不合国法。然而并没有见到上海、沈阳、郑州、武汉等市衮衮诸公有所回应，更遑论有所更张。

“人命至重”是个古老的命题。倘若非战争、非瘟疫、非人类不可抗拒之灾害，在理性社会里，没有哪个国家不把生存权摆在其他权利之上的，是为近乎公理的常识。

俄国在世界上树敌如林，但库尔斯克惨剧发生后，无论敌人、朋友，世界上所有关注的同情的目光都注射了去，因为这不是战争，不应对此漠然，毕竟人命关天。

关“天”。还有比天大的事吗？没有。什么是“天”呢？我以为就是理性社会的人心。在世界历史区域中，分列着许多民族对生命价值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文化理念区域，对生命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异。就中国而言，似乎有史以来就倡导着“轻生重义”。一方面是讲仁恕，也就是统治阶层对治下实际上的生存保障义务，使民众对社会的安全感产生信赖；另一方面作为教化，则讲究“士”与公民为了“礼”与“理”的献身精神，也就是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了。这种精神，在基督、穆罕默德与释迦牟尼分别创立的教义里都有那么一点点，但在他们那种宗教里实际上是说，只有最高级的圣人才可能做到比如钉十字架、肉身饲鹰这样悲壮的举动，平常人倒是无须的：你老实做个好人，行善就行。只有我们中国与众不同，千年万年都讲皇帝“最高”，他可以“垂拱而治”、“无为而治”，牺牲精神只是讲给大家听的，他自己是半点风险也不必担着的。老百姓们看好了某某皇帝微服私访——其实心理很简单：皇帝老子，你享着福，抽空儿也来瞧瞧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哪怕你带着什么格格、力士，再加上江湖豪客的相帮，再带上你的情妇（或者在途中临时傍一个也成）也好，只要肯来，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但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其实极少，乾隆皇帝、康熙皇帝似乎玩过，像电视剧里那般玩法却是没有的。

所以舍生取义只是孟子他老人家的说教，不适用于君，只适用于臣和民。打开历史去看，我们能见到很多循吏，只知傻乎乎地“工作”，做了高官还穷得掉在地上当啷响。能见到多如牛毛的烈臣、义民的传记，杀头、剥皮都不在乎，可他们维护的纲纪代表，却是一个混蛋透顶的无聊皇帝。当然，在他们自身却不是这样的认识，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一种崇高的秩序、理想而献身。文天祥认为他的浩然正气，比生命的价值要高出不啻天壤之别的类比，“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从这一头来衡量，谁还有勇气对他们说三道四？近代不同了。没有了君权，没有了三纲五常。没有了仁义礼智信——或者说约束力减弱了许多吧。民主了，有了法制与人身自由，中国的下里巴人可以稍加注意自家的生命了吧？不料又有西方人出来做诗，告诉我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高尚自然是高尚的，阳春白雪美丽得刺眼，就这四句诗，能真正做到的极为寥寥。

众所周知，美国是最讲自由的，它那个领域就叫“自由世界”。但对日作战、对朝战争、对越战争，士兵口袋里都装着上级发给的投降书，十六国文字——明白是说：你去给我打，为自由而战；打不过，瞧着小命危险，你就赶紧投降。可见“自由世界”的战士并不以自由为最高原则，而是“若为生命故，自由也可抛”。这是可想而知的事，一切权利都棚架在生命权上，没有生命，谈不上自由，也谈不成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