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相公的深情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

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王安石《示长安君》

王安石的大妹王文淑,封长安县君。据说她“工诗善书,强记博闻”,又“不自高显”。

写此诗时的王安石已四十岁,即将出使辽国,年届不惑,为个人与国家而奔波,风尘仆仆。而长安君也随其丈夫张奎远宦,兄妹俩聚少离多,是以诗中语句颇见伤感。“少年离别意非轻”,这里是追述,因为王氏兄妹其时都已不算少年——古人对青春的界定,比今人更加严苛,是以多感伤青春之作。李贺有“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这样的诗句,在弱冠之年就深悲不遇,令人感慨。

古时的人都早熟,成名也相对早。王弼去世时不过二十四岁,王勃写《滕王阁序》时,传闻其不过十余岁,这或许有点夸张,但王勃最终也不过在尘世逗留了二十五年。如果古代读书人年近而立仍默默无闻,他们大都会表现出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发诸诗文,不免牢骚或伤感。

古今异辙,今人过知天命之年,仍可被冠以“青年”这一称号,或于古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悲戚,在体悟上不免隔了一层。

少年情绪饱满,离别往往引发悲伤;而到了久历风波的中老年,相逢却不能带来欢欣。生命中这种令人窒息的伤感,被王安石轻描淡写地植入这十四个字里。

龚自珍说“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龚氏所处之世,人人侈言盛唐诗,他却主张不能偏废中晚唐诗,强调“感慨”这一作诗制文的诀窍——此前赵翼也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二者语异意同。不过,龚氏本人说“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而像王安石的《示长安君》《过外弟饮》,却是“下笔情深也自持”。更高一筹的诗,应臻此等境界。再如李商隐《荆门西下》所云“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崄巇”,将离别、崄巇之苦,沉静出之,别具思致。礼主节,乐主和,古人诗文也不与经传精神分途。

颔联“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足见兄妹二人生活清简及感情之深。“昏昏灯火”四字,显出深人的详谈,不只是普通兄妹的拉家常,隐喻的是两人对对方生命的深刻理解。颈联“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出句“湖海”带出地理距离上的远隔,对句“尘沙”则是作者忧心即将到来的远行。溯其源就不难发现,此联之意,正自老杜的“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两句化来。

有意思的是,苏辙后来出使辽国,苏轼赠诗《送子由使契丹》说:“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也用了“沙”“湖”二字。这两个字呈现辽宋两国的地理特征,一湖一沙之间,寄寓了前途茫茫的瓠落之思,以及诗人对国运兴衰的牵挂。

尾联说后会无期,只能寄雁传书以叙亲情。雁南征时已是秋季,也就是说,当你收到我的书信时,时光又无情地向前推移了。这两句把首联的“怆情”往深推进一层,与杜甫《赠卫八处士》末联“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异曲同工。

总体看来,《示长安君》一诗平易近人,无深僻典故,无百转千回之变化,但字句流转之间,又予人无限余响。

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多有惊骇怪异处,他的新经义颁行后,无法在学理或情感上服众。至于其他散论,也每有惊人句,有时亦令人难以根据情理寻绎,比如他讥诮司马迁的《史记》把作为布衣的孔子列入世家是自乱体例。这个观点,就被清人王鸣盛批评为不懂“贵贵尚爵”之义。王鸣盛的说法是对的,把孔子列入世家非但不是《史记》的弊病,反而体现出司马迁卓绝千古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