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艺术（第2/5页）

也就是说，这些病人还没死就开始腐烂，活生生地被坏死的组织吞掉。有一具尸体我这辈子都忘不掉。那时我还在西风上班，她是一名90岁的非裔美国人，死在一所条件极差的养老院。在那里，不用卧床的病人只能无精打采地待在房间，直愣愣地盯着墙壁发呆。当把她翻过来清洗后背时，我惊讶地发现，她的后背下方有一个足球大小、皮开肉绽的大洞，狰狞得就像地狱之门。从这个伤口你就能看到我们悲惨的未来。

我们还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资源妥善照顾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只好坚持用医学干预延缓他们的生命。如果让他们顺其自然地死亡，那就等于宣告现代医疗系统的失败，而我们通常认为这个系统应该万无一失。

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杀伤力极大的文章，主题是人口老龄化。他写道：“许多关于老龄的畅销书都使用‘明年更年轻’‘不老泉’‘永恒’‘性感晚年’等表达作为标题，但回避现实是要付出代价的。举个例子，社会需要改变，但我们没有及时做出这种改变……未来30年内，80岁以上的老人将和五岁以下的孩子一样多。”

我的邻座，那位胃肠病学家兼大学教授，每年都要面对一群心怀畏惧的新生。鉴于老龄人口不断增加，他希望多给几个班开设老年病学（研究老年人疾病与疗法的学科），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医学院学生不愿选修老年护理专业，因为工作内容过于生猛，收入却不高。所以毕业生里有那么多整容医生和放射科医生也不足为奇了。

葛文德还写道：“我咨询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老年病学教授查德·博尔特，问他什么方法可以保证我国拥有数量足够的老年病医生为日益增多的老年患者服务。‘没有，’他直接说，‘现在为时已晚。’”

邻座医生的开放姿态打动了我（我和他绝对志趣相投，真的），他说道：“我告诉临终的病人，我可以延长他们的生命，但不能保证治好他们。如果他们想再活得久一点，就要承受痛苦和折磨。我不想这么残忍，但他们需要理解诊断结果。”

“最起码你的学生可以从你身上学到这一点。”我满怀希望地说。

“差不多吧，但问题是，我的学生从不想给出临终诊断。我不得不一再过问：‘你们有没有给病人完全解释清楚？’”

“难道他们……不告诉人家快不行了？”我错愕不已。

他点点头：“因为他们不愿面对死亡的命运。他们宁愿参加八次解剖考试，也不愿面对一个垂死之人。医生、老年人、我的同龄人在这方面甚至更糟。”

我的外婆露西尔·凯普在88岁时脑部出现问题，但严格来讲，她的身体一直活到92岁。那晚她半夜起来上厕所时摔倒，头部撞到咖啡桌，导致硬脑膜下血肿（医学术语，就是颅内出血）。外婆在康复中心待了几个月，和一个名叫艾黛儿特劳·张的女人（我提到她是因为这是我见过的最棒的名字）住同一间病房，然后就回家了。但她再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脑损伤让她有些神志不清——我实在想不出还能用哪些花哨的医学词汇。

在没有医学干预的情况下，图图（夏威夷语里对外婆的称呼）很快就会死于外伤性脑损伤。可她挺了过来。虽然事故发生前她曾一再强调：“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以后别让我遭罪。”现在却痛苦地困在生与死之间。

出现血肿之后，图图总会讲起自己摔倒受伤的经历，篇幅冗长，情节奇幻。我最喜欢的版本是，火奴鲁鲁市政府邀请她在市政厅入口处创作一幅壁画，当她兴致勃勃地带领一群画家爬树取景时，一根树枝突然断裂，她重重摔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