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东提问（第3/8页）

三、被我抢在先了。到现在我还常在北京的酒吧里遇到愤怒青年，有意写作，跟我是同一副笔墨，遭编辑退稿，认为全国有一个这样腔调的也就够了。

另外，还有那组“顽主”群像，一般时评称为“痞子”的，我叫他“社会主义新人”。这两手是我的最大独特之处。

何：在中外作家之中，有没有哪位作家或什么作品，对你最初的小说创作，构成了很大的影响？如果有，是哪位作家或作品？

王：最初的？中国是曹雪芹和鲁迅，外国是雷马克和海明威。曹雪芹和雷马克是真正打动我心的，鲁迅和海明威是我觉得可以借鉴的，就是说前者使我不再轻视自己的生活，后者使我有了写作态度和书写形式。这是当初啊，后来大批中外作家不断影响我，这要开名单也很长。中国的，先是几个姓王的，王蒙王小波王安忆王山。王蒙的华丽文风，那种叠床架屋，一语多句，后边的不断倾覆前边的，最后造成多棱效果对我有直接影响，不瞒你说，我模仿来着，很过瘾，因为有时确实觉得一言难以穷尽，有时又觉得下什么断语也是偏狭。后三王是作品和我的某些生活经验重合，阅读时有亲和力，对他们我区别不开喜欢和影响的关系。王安忆对我有一个写作上的启发，是她《纪实与虚构》中的人称角度，很奇特，当她用“孩子”这指谓讲故事时，有一种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同时存在的效果。再一个是上海的孙甘露。他的书面语是一个极致，可说是一句句都是晶体，匪夷所思，是上帝握着一个人的手写才有的那份神奇。我认为孙甘露是把中国文字发扬光大的第一人。他使我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或可说敬畏。还有刘震云，他的幽默确实当得起“幽默感”三个字，有他在，我时常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分寸。还有林白、陈染，她们让我发现原来我们还有那么大一块，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值得开发。跟你说，这意义差不多等于我又重新发现了一个自我。这个底不能再露了，再说下去好像我压根没自己想过什么似的，都是学先进。下面这些外国作家都是我喜欢的，只说名，为什么不讲了。英国的约翰·勒卡雷；美国的约瑟·海勒；法国的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佛朗索瓦·萨冈；日本的三岛由纪夫。还有一些外国作家，咱们这儿喜欢人家的人太多，都给念叨俗了，我就别说了，好像跟着鹦鹉学舌似的。

有一个人最近对我有很大影响，精神上的，就是意大利那个小丑达里奥·福。我只看过孟京辉改编导的那出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那才是喜剧，其他搞喜剧的会在那个剧场中发抖，不说他。震动我的是他妻子，也是他的演出伙伴，在他成功后说的一番话。大意是他们本来意在讽刺的对象，意大利的中产阶级，以一种优雅的气度很雍容地接纳了他们，很欣赏，到剧场为自己的弱点放声大笑，用他们的教养把达里奥·福他们的批判化为笑料。达里奥·福的妻子很悲哀。你能想到我读到这番话的反应吗？我脸红。我为自己羞愧。我们这里环境多好，而我却曾用力去争取达里奥·福他们不屑的东西。

何：你曾谈到，自己不愿写报纸杂志的随笔和短文，平时也真的很少见你写，你认为写这些小东西，是否会对你的小说创作，产生什么影响和妨碍？

王：第一，写小说是玩命的工作，全身劲儿都得使上，平时就得攒着元气，到时候爆发力才强，耐力也长。没事就胡写，感觉都零卖了，怎么才能言之有物不重复自己呀？

第二，随笔杂文都得是真人真事，写惯了小说，笔野，受不了那份限制。我不是不说假话，写小说的嘛，专说假话，但我不愿打着真话的幌子说假话，咱们这儿大伙对实话也不是什么都受得了。说闲话就更没意思了，什么名牌啊、时尚啊、休闲啊，说那个干吗？婆婆妈妈。另外那也不值，写给报纸才能给几个钱？都是死数，按字论价，我不是没写过，最高拿过俩字一美元。那也不如书，抽版税，万一卖一千万本呢？我这辈子能卖的字就那么多，卖给这家就不能卖第二家，咱们是不是还得讲点职业道德？我不愿意年轻时累死，老了穷死，我还想把版权传给我女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