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第4/5页）

我如愿以偿——母亲没进监狱，我也能和阿嬷待在一起了。法院的安排比较随意：我愿意的话可以和母亲住，不愿意的话也随时能去阿嬷家。执行起来也完全不拘礼节：阿嬷会杀了任何想要把我从她身边带走的人。对我们来说这样行得通，因为阿嬷激动起来全家都怕她。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这样有一个疯狂的乡下人做后盾。对许多孩子来说，托儿服务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要是连这也不行，那他们的生活基本没有什么保障了。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法律是如何定义家庭的。像我家那样的，以及像黑人和拉丁裔人的家庭那样的，外祖父母、表亲、堂亲、叔叔阿姨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托儿服务却忽略了这些人，我的案例就是明证。一些州要求有看护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就像护士、医生那样）才能收养儿童，就算祖母或其他亲密的家人要收养，也得有这种执照。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社会服务体系不是为乡下人的家庭设立的，所以通常这会让情况雪上加霜。

我希望我可以说这是个小问题，但事实相反。在一给定年份中，64万名儿童——大多数是穷人——至少会被收养一段时间。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孩子受到虐待或忽视，但是没被领养，这样算来，这个问题就像流行病一样可怕，而当前的政策又使之加剧恶化。

我们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我这样的儿童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我人生的最重要的教训不是社会没能给我提供机会，我上了小学、中学已经足够了，我的老师也都尽他们所能帮助我。我的高中在俄亥俄所有学校里面排名垫底，但主要是因为生源质量差，而不是师资力量弱。读大学的时候幸亏有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和政府补贴的低息学生贷款才付得起学费，读耶鲁法学院的时候也是靠着助学金，我从没吃不上饭，这也多亏了阿嬷把她的养老金分给我。尽管政府的这些福利项目远非尽善尽美，但让我差点濒临崩溃的原因却差不多完全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

最近，我和我母校米德尔敦高中的一些老师一起聊了聊。他们都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尽管说法不同。那就是社会投入过多资源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好像我们的政客都认为在大学提供资助是帮助穷人的唯一途径，”一位老师跟我说，“对很多人来说，这很好。但是我们许多穷孩子根本无法拿到大学学位。”另一位老师说：“暴力、打斗，这些是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见惯了的。我一个学生的宝宝丢了，但她就像丢了车钥匙一样不长心，竟然完全不知道孩子去哪了。两周后，孩子出现在纽约，和她的毒贩父亲还有几个亲戚在一起。”如果没有奇迹发生，我们都知道这可怜的孩子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在这个阶段，干预服务可能会起作用，然而到目前为止社会对这孩子的帮助却微乎其微。

所以我认为任何政策项目想要成功，就得承认我高中老师熟知的问题：这么多穷孩子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家庭环境。比如发放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券的时候，要注意不能让穷人光和穷人住一起。另一位高中老师布赖恩·坎贝尔（Brian Campbell）告诉我：“一个居住区里有大量靠着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租房的家庭，而为这些补贴买单的却是较少的中产纳税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倒三角。由于整个社区都是低收入的人，那里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就会非常匮乏。所以不能把穷人和穷人堆一块儿，否则就相当于使他们的绝望和无助加倍。”另一方面，他又说：“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和其他阶层的家庭接触，这些孩子就会开始进步。”然而当米德尔敦最近尝试限制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券在某些社区的发放数量时，联邦政府却没有通过。看来政府是想让穷人和穷人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