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经验法则的推理（第5/6页）

韩文庆警觉地问道：“啥问题？”

“首先是讯问时间问题，”洪钧把案卷翻到讯问笔录部分，把那三次审讯的时间指给韩文庆看，“还有讯问笔录的内容，”洪钧又让韩文庆看了第一次讯问笔录和第三次讯问笔录的内容。

韩文庆皱着眉头说：“那是‘严打’期间，强调的就是从重从快打击犯罪，所以，案卷材料整得都不够细致。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不过，这活儿干得也太糙了！这是谁干的？唉呦，这不是谷春山书记办的案子吗？这可有点儿不应该啦！”

“韩院长，我来滨北之前，曾经到监狱见过郑建国。郑建国讲，侦查人员在审讯时虽然没有打他，但是采用了疲劳审讯的方法，两班人轮流审讯，不让他睡觉，持续时间长达三十多个小时。我认为，这种疲劳审讯属于变相刑讯，嫌疑人做出的有罪供述也是很不可靠的。”

“变相刑讯？这倒是个新名词。但是你能证明吗？”

“我认为，郑建国的陈述可以作为变相刑讯的证据，审讯人员在讯问笔录中弄虚作假，也可以作为旁证。还有，审讯人员的问话方式也有问题。你看，这些犯罪事实都是审讯人员说出来的，郑建国只是认可。这种问话方式也有诱供的嫌疑。”

韩文庆翻看着案卷中的审讯笔录，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审讯人员通过变相刑讯和诱供获得虚假口供，而且事后编造虚假笔录，导致错案发生。这个问题有点儿意思了！”

“关于郑建国认罪的问题，我还有一个想法。”洪钧态度谦虚地说，“我曾经对犯罪心理学很感兴趣，也研究过犯罪被害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我们知道，犯罪被害人可以分为直接被害人和间接被害人。在本案中，郑建国可能实际上处于一种间接被害人的位置。通过与郑建国的接触和从别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我觉得他对李红梅的爱非常深，几乎达到一种崇拜的程度。而且在他那种内向型性格中有着强烈的自卑感和自责感，这些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转化为自罚心理。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受迫性自罪人格’。这种人在身边发生不幸事件的时候，即使不是他们的责任，也会不可控制地产生负罪感，无法摆脱心理上的自责和感情上的悔恨。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某种惩罚可以减轻他们内心遭受的折磨。我想，郑建国大概就属于这种‘受迫性自罪人格’。”大概因为洪钧曾经当过教师，所以他在分析问题时常会不由自主地使用讲课的语气。

“另外，郑建国对李红梅的爱情也很特殊。有人说，爱情是自私的，是排他的。这是就一般的爱情而言。如果这种爱情已经发展到崇拜的程度，那么它就可能超越自私与排他的境界，特别是当崇拜者认为自己的独占是不可能的时候。在本案中，郑建国可以接受李红梅不爱他这一事实。对他来说，只要李红梅生活在他的周围，只要李红梅生活得愉快和幸福，他也就觉得很愉快很幸福。但是他绝对不能接受他的崇拜偶像被人糟蹋、被人残害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当本案发生的时候，他的心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内心深处承受着极度的痛苦。但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去大喊大叫、大哭大闹或者杀人放火，于是这痛苦就变成了自责乃至自罚。也许，他觉得自己被关进监狱也算是替李红梅分担了一部分痛苦吧。尽管这有点儿变态，但我相信这大概也是郑建国在接受审判时的一种心理状态！韩院长，您认为我讲得有道理吗？”

韩文庆似乎并没注意听洪钧的话，而是在思考自己的问题。洪钧的问话使他愣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就说：“洪博士，你的分析很有道理。我想，你是不是尽快写一份刑事再审申请书，然后我们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是否按再审程序复查此案。我个人认为这个案子应该复查。虽然我需要回避，但是我很乐意帮助你。作为一个法官，我审理过数百起案件。我们法官不是神仙，当然也会犯错误。我认为，对于一名法官来说，在审判时尽量减少错误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察觉自己的工作可能有失误时不应拼命去掩饰它，而应该尽力去纠正它。这才是一名法官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