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神，我无力自拔（第3/35页）

在这里，笑话和人类的理性接上了头，扮演着最有效的除魅功能。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历史上的革命者，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总如此鄙夷甚至痛恨笑话，不惜把笑话说成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苍白呓语小丑行径，是布尔乔亚的麻醉剂，只会瘫痪革命的觉醒和行动。他们的痛恶和老僧侣的不惜杀人是对的，因为社会主义者有他们更神圣的神要膜拜，不义，对他们而言，只是拜的神不对，而不是拜神的行为不好，他们一直是历史上最像艾柯笔下老僧侣的一种人，怕笑话的摧毁力量把人引导到不信任何神祇的另一道路上。

历史上的聪明人之中，我一直以为最没幽默感的人，极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永恒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外表严谨不苟言笑的康德和弗洛伊德，我们都不难发现他们极力掩藏之下的某种狡狯和欣喜，马克思则从头到尾像一只蹲在树枝上睁大眼睛的猫头鹰。

笑话有时而穷

到此，可能有人察觉了，所谓的不义，难道就只有愚昧、虚伪和神圣三者吗?您是对的，当然不止这些，至少还有残酷、狡诈和有组织有持续性的暴力等等。

这当然是笑话作为一种武器的悲哀所在，美国以讲笑话著名的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当然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便说过这么一句苍凉的话：“笑话凉了，但不幸炮筒仍是热的。”

想想，如果你面对的是斯大林这样一个既没有足够聪明听懂笑话，又没幽默感可容忍笑话，更无心思理会笑话的残酷粗鄙人物，你能讲得出什么好笑嘲讽的话来?或者说，你面对一整排无生命、没感觉、制造出来除了杀人没任何其他功能的枪支大炮，你能像宗教的圣者为石头鸟兽说法一样，跟他们也讲个笑话吗?

再聪明的说笑者，至此都显得再愚蠢不过了。

当然，从钱德勒的马洛以降，这些满口讥诮之言的冷硬私探所面对的美国社会并非这般光景，他们所感受的不义并不存在斯大林这样的屠夫人物，而是逐步证实了一些了不起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预言和诊断，比方说韦伯，不义是起自于科层化的窒息组织结构；或比方说弗洛姆，不义是非人的、匿名的云云。

吊诡的是，一种不是自然人的所谓组织、结构、法人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彻底的斯大林，它不存在任何感受、同情和理解，它自然也更不是嘲讽所能穿透抵达的对象。

于是，五十年来的冷硬派作家遂如同逐步丧失目标的弓箭手一般——不义的不再只是某个警察、某个律师检察官法官、某个政客或上流社会的虚假慈善家、某个帮派组织的幕后头子，而是躲藏在所有这些背后的那个匿名结构。嘲讽这些受操控支配的棋子人物，既无意义，也胜之不武，不觉得有什么光荣可言。

所以，我们在距离马洛小说半世纪之久的斯卡德小说中极容易发现，书中的“坏人”少了，过往习惯扮演歹角的警察、律师、法官、政客或帮派头子这些人物，也逐渐褪去他们的象征性角色，回复成有血有肉、会正常做坏事、但也会正常同情的普通人。警察有他的无奈，毒虫有他的悲哀，政客有他的懦怯，帮派头子有他的弱点和无力，而追索凶手的固执侦探，也从对抗不义的马洛骑士老化成时时忍着不语的斯卡德局外人。

五十年来时路

这辈子他惟一能得到安宁的时刻，就是把海洛因注射到静脉里的时刻。海洛因除了能够让你突然酣之外，最美的事就是它的感觉跟死亡一模一样，当然，那只是暂时的，所以才会那么棒。

这段话，是《行过死荫之地》书中用来讲库里尔老大的，这是个腓尼基裔的毒虫，他喜欢水、喜欢桥，希望自己死后水葬，书中他开车载斯卡德过桥那段谈话，是全书最感伤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