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莽撞的时刻（第5/19页）

克里曼带我走进第六大道边上的一家咖啡馆，我们刚点好餐他就开始对我讲起乔治的追悼会。过去我习惯于有规律地调整我每天的例行公务，将每个小时都以我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安排，而现在我发现自己穿着几乎三十个小时都没有脱下来过的衣服，我还意识到我那弹力内裤里的尿垫自昨天晚上起就没有替换过。我坐在桌子前吃午饭，对面是一股决心要控制住我的难以预料的力量。是不是就因为这股力量，我才会在喝橙汁之前就已经感觉到了沉重的包袱呢？这力量在向我示威，与我的威胁和警告正相反，我不是他的对手，他就是比我有优势，我是无法控制他的，他的力量简直漫无边际。我想，犹太人是注定这个样子的。就像埃迪·康托尔(27)、杰瑞·刘易斯(28)、阿比·霍夫曼(29)、莱尼·布鲁斯(30)，等等。当一个犹太人激情饱满的时候，他是无法与任何事或任何人建立起一种平静的关系的。我会设想这种样子的人在他那一代人中几乎已经消失了，而温和讲理的比利·大卫多夫那样的人才更符合现代的标准——所以我只能认为，克里曼是现代社会里最后一个煽动者和挑衅者。我已经好久没有和他那样的人打交道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和许多事情有联系了，不仅仅是出于我对鲜活的生命力的拒绝，而且是出于我必须永远忠实于我自己，必须躲避那个被天真的读者通过我的小说虚构出来的一个虚幻的我，这是一种陈腐的苦劳，所幸我已经从它的乏味中解放出来了。因为我也曾经是一个挑衅者。乔治·普林顿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以一个挑衅者的姿态写成的，当时没有人会像他那么做。可我想，现在不会再有这种事了。不，我不是在观看一九五九年的斯蒂尔曼拳击场上乔治与阿奇·摩尔之间的对决，而是我自己在二〇〇四年的曼哈顿的一个不知名的拳击场上与一个擅出怪拳的小子进行对决。

“那差不多就在一年前，在去年的十一月份，”克里曼说，“在圣约翰大教堂(31)。巨大的教堂里挤满了人，座无虚席。共有两千人参加了这场葬礼。也许还不止。开始是一组人在那里唱福音。乔治曾在某地见过这群人，他喜欢听他们唱福音，所以他们被请到了这里。他们的领唱是一个身材颀长、相貌堂堂的黑人，此人被如此隆重盛大的景象所刺激，于是他们刚一开唱，他就放开嗓门吼了起来。‘这是一场庆祝会！这是一场庆祝会！’我想到，哦，天哪，你瞧，有人死掉了，可这是一场庆祝会。‘这是一场庆祝会！大家都说这是一场庆祝会。告诉你的邻居这是一场庆祝会！’于是，所有的白人都随着音乐不合拍地摇头晃脑起来。这么对你说吧，如果乔治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是不会太满意的。接着是牧师做祷告，再接着是发言者一个个登台演讲。第一个发言的是乔治的姐姐，她讲到他把他们位于长岛的家里的他的房间弄成了一个博物馆，他在那里收藏了各式各样的兽皮和鸟类的标本，他是一个热衷于这种事的孩子，而他收获到的那些藏品也着实叫人称奇。她的语气全无热情，有一种奇怪而绝对的超然和冷漠，只有纯粹又老派的Wasp(32)才可能用这种语气说话。接着是一个名叫维克多·艾曼纽的得克萨斯人，大概五十来岁，或许更老一些。他是个鸟类学的专家，因为他们对鸟类都极其感兴趣，所以他和乔治成为密友。他认识每一种鸟。此人的发言相当简单，就说了他和乔治在一起研究鸟类，说了为了观察鸟类他们还一同做过几次旅行。所有的这些发言都是在上帝的殿堂里进行的，尽管特意提到上帝的只有那位牧师和那帮福音歌手。对于这个话题大家都保持沉默，天，就好像这个话题与大伙儿毫不相干。大伙儿不过是碰巧聚在了这里。接着是诺曼·梅勒(33)。简直是交了狗屎运。我以前从未看见过银幕下的诺曼·梅勒。他那时八十岁，两只膝盖都已不中用，走路要靠两根拐棍，每跨一步不会超过六英寸，但他拒绝被人搀上讲坛，甚至还只用了一根拐杖。他完全凭着自己的力气爬上了高高的讲坛。大家全都一步步向他靠拢过去。征服者(34)到了，高潮戏即将开场。诸神的黄昏(35)。他扫了一眼聚集的人群。他的目光穿越长长的中殿，一直望向教堂外的阿姆斯特丹大道；他的目光穿越了整个美国，一直望向遥远的太平洋(36)。他让我想起了《白鲸》里的梅布尔神父。我期待他以一句‘水手们！’为开场白，然后以约拿(37)的教训为题开始说教。可是没有，他也只是简单地说了些乔治的事。他已经不是那个总能引起巨大争议的梅勒了，然而他的每一句话还是清晰地展现出他的个性。他谈到了在最近这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他与乔治之间的友谊，告诉我们他们俩会带上夫人一起去各地旅行，只要那里有他们合作的剧本上演，而他们又一同在戏里担任角色，他告诉我们他们两对夫妻相处得如何之融洽，而我想到的是，好吧，只要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洗礼，亲爱的美国，就连诺曼·梅勒也会站在讲坛上代表一个丈夫讴歌夫唱妇随的和谐生活。基督教正统派(38)人士听了他的赞歌一定会起鸡皮疙瘩的，他真是选对了地方来发表这样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