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第2/10页）

我还翻阅过一张1947年3月的《中央日报》，对当时胡宗南部占领延安的报道是这样的：

陕省我军解放延安！

延安上空国旗飘扬，延安军民欣喜若狂！

一老大爷高兴地说：八路可走啦！

一老大娘拉着胡司令长官宗南先生的手说：俺等了你们十三年啊！

文中的大爷大娘即或不是记者捏造，大约也只能代表个别被减了租息的老地主或老地主婆们的意见吧？

假如正史靠不住，那么野史吧？

也许是“二律背反”罢，野史虽然相对自由一些，不过囿于作者的学识经历，道听途说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因而就更加难免以偏概全、以讹传讹了。比如雍正篡位，野史记载他把遗诏中的“传位十四子”加了一横改作“传位于四子”，我从上中学起就对此深信不疑，后来才知道原来清代的诏书都要用满文的，可见这野史的作者竟连诏书的模样都没见过。再如光绪之死，怎么就那么凑巧死在慈禧的前一天？于是民间众说纷纭，都猜是老佛爷给他下了毒——好在大内中的脉案、药方至今尚存，据现在的医学家们的研究，他的确还是死于结核病的，外人的话哪里靠得住？

凡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他的青壮年时期，大都处在历史的漩涡中，哪里能够静下心来写文章？等到他退居了历史的二线之后再来回首往事，多半是年事已高，往事久远，尘封的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泥沙俱下，年轻人尚且眼花缭乱，何况一垂垂老者？于是张冠李戴，郢书燕说，虚虎鱼鲁，种种的笑话就都出来了。

就说义和团吧，按现在说法是属于“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了。50年代后期，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当时健在的一批义和团团民做了调查访问，时年八十三岁的三师兄张金才是这样说的：

我村南有个乱葬坑，凡是捉住直眼（教民）就在那里处死。郭村的左锡庆是个直眼，也是四十八村联庄会的会头之一，我们把他爷儿三辈都弄到王家院给杀死了……义和团不杀好人，只要有人保证他们不是直眼而是好人，义和团就不杀他们。光人命我就救了四十多条。有一次，为了救一个妇女（因为她被误为直眼），结果因保此妇女我被刘十九（义和团首领）打了一鞭，但终于把她保了下来。

须知这是为了说明“义和团不杀好人”而记录下来作为证明的，但仍然看得我触目惊心。他一人就救了“40多条”人命，那么被杀死的该有多少呢？就算某人是“直眼”又兼“会头”，难道他家里“爷儿三辈”都该被杀死吗？可见就连当时的大学生们也没有准确地理解这段谈话，否则也许就不会记录下来作为义和团滥杀无辜的证据了。

时过境迁。不仅在史实时，甚至在语言上，也颇有些隔膜了。

80年代，我到外地出差，从报纸上看到我一位朋友的父亲、曾任党政军重要职务的某公去世，便从邮局拍了一份唁电：“出差在外阅报惊悉某公去世，党失心腹，国失爪牙，君失慈父，吾失良师，不胜哀悼……”邮局的小姐死活不肯拍发，一定要我把“心腹爪牙”这四个坏字换掉——她哪里知道这在古代都是好字？“君之心腹国之爪牙”，几乎是对为臣者的最高评价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比如“难兄难弟”在古代也是难得的赞语，说是兄弟两个都很难得。

不要说古文，就是现代的白话文，如果年代稍远，在人们的理解上也会出现隔膜。有一次我偶尔翻阅北洋史料，读到孙中山致段祺瑞的一封电报，略谓他与段曾有一面之交，“伟人丰采，至今不忘”云云——我当时十分惊讶：中国的“国父”竟称“三一八”惨案的刽子手为“伟人”？后来史料读得多了，才知道当时所谓的“伟人”与现在的含意并不一样：现在的“伟人”几乎特指“伟大领袖”，后来因为反对个人崇拜，“伟人”一词在中国更几乎绝迹——而在民国初年，这“伟人”的含意却不过是“非同寻常之人”的意思，不仅孙、黄、宋常常被人们称作“伟人”，就如一个普通女子，如果有意从政，也常常会被人们不含贬义地称作“女伟人”的。甚至在宋案之后，袁政府还曾指责孙黄等是“伟人造反”，这“伟人”竟连一点褒意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