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benicht的塔(第3/4页)

——“说不定可以成功呢。前回监狱里的囚人唱歌,我们的主人不是写了一封信去,便把他们禁止了吗?”

——“唉,那回又不同。那回是奎涅司堡的市长希培尔(Hippel)先生的好意。这希培尔先生是我们教授在大学堂教过的学生呢。我们的邻居又不是他的弟子。”

——“邻家的太太人很好,她时常关心我们的主人,她见了我总要问我们主人的安否。我看,那太太倒好说话,等我去和她商量一下,你看可以不可以呢?”

女仆的话解救了朗培的倒悬,他绝望了的眼光突然又闪起希望来。他接着说道:

——“唔,唔,不错,不错。这样的家庭外交原是该你们女流办的。你去试一试看罢,或许有希望也说不定。”朗培说了,稍微放开了他的愁眉,他开始吃起他的面包。

康德教授在朗培下楼去后,心里觉得舒畅了好些,他的愤窟向着白杨发泄了,同时他看见朗培有几分艰涩的神情,他也好象得到了几分报仇的快意。

他照例喝了两杯淡茶,又吸了一管烟草,——他这烟草照例也只吸一管,不再多吸的。

这烟草和淡茶的效力也尽足以从老人的脑中驱去残留未尽的睡眠,他坐在东窗下,埋头从事他讲义的编述了。……

今天的讲义是地文地理(Physische Geographie),在讲中国的事情。他的书案上有马可波罗的旅行记,福禄特尔(Voltaire)的《哲学辞书》和他所译的一种元曲。另外还有些宣教师的旅行报告之类。

他叙述到中国人的学术,叙述到孔子的“仁义”上来。

“这‘仁’字怕就是我说的‘善良的意志’罢?这‘义’字怕就是我所说的‘内在的道德律’罢?中国怕是承认着‘实践理性的优越’的国家?”

这些疑问被他犀利的直观唤醒了起来,但他苦于无充分的考据以作他的证明,他结局只是叹息道:

——“嗳,关于中国的事情,便据最近旅行家的报告,连半分也不曾知道。”

这时候太阳已经照进窗来。康德停了他的笔述,站立起来走回寝室里去。他在这儿换了寝衣,脱了寝帽,另外换了一身灰色的衣服。

停不一会街上的人看见这位老教授把头偏在右边,埋着,从门前走过的时候,他们都争着说道:

——“七点钟了,七点钟了。康德教授上大学去了。”

钟表停了的又从新上好,或迟或快了的都拨正了过来;康德教授的日常生涯在他们看来就好象日月经天,比他们所有的钟表还要规整一样。

女仆和邻家主妇的交涉收到了意外的成功,邻家的人应允把白杨的树梢砍去。

这个意外的成功究竟是什么人的功绩呢?是女仆的殷勤?还是邻人的宽大?这两者不消说都是一部分的原因,但还不是全部。假如要公平地论功行赏时,我们不可忘记还有一位女性的功臣:那是一朵蔷薇,蔷薇,红的蔷薇!

康德教授虽然到了六十三岁都还不曾结婚,但他对于女性的崇拜却不输于他精神上的师傅卢梭。他最爱他的母亲,不幸在十三岁的时候便早见背弃了。他到了现在六十多岁了,但他一谈起他的母亲来,他的眼中便要闪着眼泪。

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因为生活困难不能继续研究,曾做过八年的家庭教师。他最后一家的东家是劳吞堡(Rautenburg)的凯惹林克(Kaizerlingk)伯爵家里。他那时是三十岁,比他小五岁的伯爵夫人迦罗林·阿玛丽(Karoline Amalie)和他十分相投,在他初到的一年亲手替他画过肖像。他后来做了大学讲师的时候,每礼拜也还要到劳吞堡去一两次;在宴席上他是时常坐在伯爵夫人的旁边的。

他年轻时候和克诺剥罗合(Fraulein Charlotte von Knobloch)姑娘写的信上,称她是“女性之花”(Eine Dame,die die Zierde ihres Geschlechts ist)。雅可布(Jacobim)夫人写给他的信上,从纸上送他一个“同情的接吻”(Ein Kuss persimpat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