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州钩沉（第4/10页）

今天的城根村正值一片繁茂的春景，村头的鱼塘畔草绿花红，天光云影折射着长天和春水的律动。据村民们介绍，1980 年代初开挖鱼塘时，曾在深处的瓦砾下挖到一层黏土，厚度可达一米，这是当年泗州人从数里之外的高冈上运来的。康熙五十六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泗州曾掀起一场撼天动地的填城运动，半年之内，城外的数座高冈被削为平地，泗州城的标高则上升了三尺多。一座方圆九里许的州城，平地垫高三尺，这中间的土方量是大致可以算出来的。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这是一项多么巨大的工程！但对于动辄“水深数丈”的洪峰来说，三尺黑土又能抵挡什么？可以说，这是泗州人在万般无奈下的最后一次抗争，是一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演出。楚天高，淮水长，遥望着他们蠕动在莽莽荒原上枯槁的身影，我们谁也没有资格批评先人“愚公式”的蛮干，而只能在他们执著的生命意志面前肃然起敬。

泗州人的最后一次抢救，是驾着舟船拆除城墙，把那巨大的城砖运到淮堤上去建造一座流亡州府。从此，这座淮上名城真正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水天苍苍，荒草萋萋，只有淮水年复一年地拍打着死寂的空城。差不多半个世纪的人与自然的对峙，终于奏响了悲怆的最后一个音符。这是康熙末年的事。

三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材料大多取自一本雕版印刷的《泗州志》，这是康熙二十七年由一个叫莫之翰的州守主持编撰的。康熙二十七年离泗州第一次沦于大水才八个年头，当时的州衙设在淮河大堤上的临时办公棚内，这位州官是在组织治水赈灾时，用他那泥汗淋漓的手来完成这项文化工程的。因此，今天当我翻阅这本残破发黄的《泗州志》时，亦不得不对这位地方官的文化人格投以赞赏的一瞥。

平心而论，在泗州这种地方当官并不是什么美差，虽然也是个正六品的厅局级，但治下仅一方灾土、数万饥民而已，实在是很清苦的。可以想见，被打发到这里来的，大多是些在官场上玩不转的老实人。但对泗州的民众来说，一个玩不转官场的老实人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莫之翰就任于康熙二十年，当时正值泗州的灾难之秋，哀鸿遍野，疮痍满目，父母官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若是个有门路的钻营趋附之徒，不用多久就会打通关节开溜的。但莫之翰没有走，至少到他修成《泗州志》的康熙二十七年他还没有走。栖身在风雨飘摇的临时办公棚里，他不仅带领民众进行了一场撼天动地最后以失败告终的泗州保卫战，还修成了一部相当不错的《泗州志》，仅就这两点，这位太守就很不简单。

在莫之翰看来，清苦也有清苦的好处，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屁股下的这把交椅，避之唯恐不及，也就不会挖空心思来排挤倾轧，因此，你可以尽心尽力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当务之急自然是两件事：一是赈灾，一是治水。莫之翰上任后，在淮河大堤上设了六处粥厂，亲自操勺为老弱饥民放粥；又开河筑堤，置牛车以戽内水。但最要紧的还是向中央政府报告灾情，请求救济。这样的呈文，莫之翰的前任们已经写得不少，现在他又接下去写。一个小小的州官是没有资格直接向中央反映灾情的，他只能把报告送给巡抚，由巡抚签署意见后向上转送，这叫“题奉”。有时为了显示问题的紧要，巡抚还要会同漕运总督一起“题奉”，这样，报告才能送往京城，等候皇帝发落。其实皇帝这时往往不在京城，因为大水一般都发生在夏秋，而每年的这个时候皇帝是要到承德的山庄避暑的，还要进行声势浩大的“木兰秋狩”。对于这些从京城辗转送来的文件，大概也懒得细看，只是皱皱眉头，大略睃巡一下地方督抚的“题奉”，便提笔画了一个圈，草草打发如是：“旨蠲灾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