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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摄影师什么也不是，应该融入背景之中，隐匿身影，以便更好地工作，并如他所说，截取自然光线。你甚至不再听到禄来福来相机的咔嚓声。他真想把自己的相机隐藏起来。他的朋友罗伯特·卡帕之死，据他说正好可以用这种愿望或诱惑来解释，那就是一劳永逸地融入背景之中。

昨天是复活节后的星期一。我走在圣米歇尔大道上，从以前的卢森堡火车站一直走到波尔-罗雅尔大道旁的公园[1]。一群散步者挤在公园的栅栏门前，但在我走的地方已经没有人了。有一天下午，在同一条人行道上，冉森指着一家书店给我看，书店在这条大道和鲁瓦耶-科拉尔小街的街角上。战争爆发前夕，他在那家书店参观了画家沃尔斯[2]的摄影展。他认识了这位画家，像欣赏罗伯特·卡帕那样欣赏他。他曾到卡西斯[3]去拜访沃尔斯，沃尔斯在德国占领法国初期在那里避难。是沃尔斯教他拍摄自己的鞋子。

冉森在那天让我注意矿业学校的建筑物正面，在人这样高的地方，有一块被子弹打过的痕迹。边上有一块裂开的铜牌，有点风化，上面写着：让·蒙瓦利埃·布洛涅，二十岁，巴黎解放的当天在此地被枪杀。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姓使我想起曾跟一位金发姑娘在布洛涅森林公园的湖里划过船，以及在河畔和山谷旁举行的一次乡间野餐，那位金发姑娘和几位朋友都来参加，这一切都在八月的一天下午清楚地展现在一堵墙前。

然而，在那个星期一，我感到十分意外的是，那块铜牌消失了，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和冉森一起来到这个地方的那天下午，冉森没有给这个布满弹痕的墙面和这块铜牌拍一张照片。要是拍了，我就会把这张照片登记在索引簿上。但在这时，我突然无法确定，是否有过这个名叫让·蒙瓦利埃·布洛涅的人，再说，我什么都无法确定。

我穿过栅栏门前的人群走进公园。所有的长凳和椅子都有人坐着，条条小路都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年轻人坐在栏杆上和通向中央水池的一级级台阶上，他们人数众多，你无法走进公园的这个部分。但这并不重要。我很高兴消失在这群人中，用冉森的话来说，是融入这个背景。

还有足够大的地方，有二十厘米左右，我可以坐在长凳的末端。我的邻座不用相互挤一下给我留点空当。我们坐在栗树的树荫下，就在维莱达[4]的白色大理石塑像旁边。我后面的一个女子在跟一位女友聊天，她们的话使我感到安慰：说的是有个苏珊，嫁给了一个雷蒙。雷蒙是罗贝尔的朋友，而罗贝尔是其中一个女子的兄弟。起初，我试图集中注意力去听她们说话，并记住一些细节，我就可以用作依据，逐渐弄清罗贝尔、苏珊和雷蒙的命运。谁知道呢？出于偶然的机会，而我们又永远无法知道偶然性的无数组合，也许苏珊、罗贝尔和雷蒙有一天曾在街上跟冉森迎面相遇？

我昏昏欲睡。一些词语仍通过阳光下的迷雾传到我的耳边：雷蒙……苏珊……利夫里-加尔冈[5]……起初……眼睛模煳……尼斯附近的滨海埃泽……狄德罗大道[6]的消防队驻地……小路上的人流使我更加沉入这种半睡半醒状态。我想起冉森的看法：“别担心，老弟……我也常常会有掉入黑洞的感觉……”但在这时，这甚至不再是一个“黑洞”，而是我十九岁时在和平咖啡馆露天座上感到的那种。我就这样逐渐失去身份，我几乎对此感到宽慰。我还听到几个词语，这两个女子的声音变得更加温柔，更加遥远。阿莱堡[7]……追求艳遇……我出于好意，把后面一个词变成……沙漠旅行[8]……周游世界……

我即将在这公园里消失，消失在复活节后星期一的人群中间。我失去了记忆，我不再能很好地理解法语，因为我近旁的这两个女子的话，现在到了我耳边只是象声词语。我三十年来的努力，就是为了干份职业，使我的生活走上正轨，竭力尽善尽美地说出和写出一种语言，以便对我的国籍确信无疑，所有这些努力现在突然松懈了。结束了。我现在什么也不是。刚才，我熘出了这个公园，朝一个地铁站走去，然后朝一个火车站和一个港口走去。在栅栏门关闭时，公园里只剩下我刚才穿的雨衣，这时卷成一团，放在长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