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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慢地喝冰镇牛奶。确实,我周围的世界逐渐恢复其原貌和色彩,仿佛我在调节望远镜,看到的景象就越来越清晰。冉森在对面关切地看着我。

“别担心,老弟……我也常常会有掉入黑洞的感觉……”

一阵微风吹拂着树叶,树荫在我们脚下有清凉的感觉,冉森和我沿着林荫大道走着。我们走到协和广场,走进香榭丽舍大街旁的花园。冉森用他的禄来福来相机拍了几张照片,但我几乎没有发现。他悄悄地朝齐腰的相机取景框看了一眼。但我知道,他每张照片都拍得恰如其分。有一天,我对他这种装出的潇洒感到惊讶,他就对我说,必须“不声不响地抓住事物,否则它们就会熘掉”。

我们在一张长凳上坐下,他一面说话,一面不时站起来,在一只狗、一个孩子走过或一道阳光出现时按下按钮。他把双腿伸直后交叉在一起,耷拉着脑袋,仿佛昏昏欲睡。

我问他在拍什么。

“我的鞋。”

我们从马蒂尼翁大街走到圣奥诺雷区。他把玛格南摄影通讯社所在的那幢楼指给我看,他提出我们可以在隔壁的咖啡馆里喝一杯,他以前常跟罗伯特·卡帕去那家咖啡馆。

我们坐在里面的一张餐桌旁,他又给我要了一杯牛奶,给他自己要了一杯威士忌。

“我是在这家咖啡馆里认识科莱特的。”他突然对我说。

我很想问他一些问题,跟他谈论她的几张照片,我已在红色练习簿上为这些照片编目:

科莱特,多瑙河村十二号。

撑阳伞的科莱特

科莱特。庞普洛纳海滩。

科莱特。瀑布街的楼梯。

我最终说:

“很遗憾,我没能在当时认识你们……”

他对我微微一笑:

“但您当时还在吃奶瓶呢……”

他指了指我拿在手里的牛奶杯。

“您等一下……别动……”

他把禄来福来相机放在桌上,按下按钮。现在这张照片就在我旁边,在他那天下午拍的所有照片中间。我抬起的手臂和握着杯子的手指在背光中显现出来,可看到后面有咖啡馆开着的门、人行道和沐浴在夏日阳光中的街道,在我的记忆中,我母亲和我曾在科莱特·洛朗的陪伴下走在相同的阳光中。

晚饭后,我陪他回到摄影室。我们兜了很大一个圈子。他对我说的话比平时要多,并首次对我确切地提出事关我未来的问题。他对我当时的生活条件感到担忧。他回忆起他在我这个岁数时在巴黎过着不稳定的生活。遇到罗伯特·卡帕使他得救了,否则的话,他也许没有勇气从事他的职业。另外,是卡帕把从事这种职业的方法教给他的。

已过了半夜十二点,我们还坐在迈内大街的一张长凳上交谈。一只指示犬[1]独自在人行道上走着,走得很快,它走到我们跟前用鼻子嗅着。它没戴颈圈。它似乎认识冉森。它跟着我们一直走到弗鲁瓦德沃街,先是离得很远,后来又走到近前,在我们旁边走着。我们走到摄影室门口,冉森在各个口袋里寻找,但没有找到钥匙。他显得疲惫不堪。我觉得他当时喝得太多。我给他开了门,用的是他交给我的备用钥匙。

他在门口跟我握了手,并用庄重的口吻对我说:

“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他用有点模煳的目光盯着我看。他关上了门,我没来得及对他说,那只狗已跟着他熘进了摄影室。

第二天,我在将近十一点时打电话到摄影室,但没人接。我发出冉森和我约定的信号:在铃响三次后挂上电话,然后再次拨号。我决定去那里把整理照片的工作了结掉。

跟平时一样,我用备用钥匙打开门。那三只手提箱消失了,消失的还有挂在墙上的科莱特·洛朗的照片以及冉森和罗伯特·卡帕的照片。在低矮的桌子上,有一卷待冲洗的胶卷。我在那天下午拿到德朗布尔街的商店去冲洗。几天后我去那家商店,看到在交给我的纸袋里放有我们在巴黎散步时冉森拍的所有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