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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相信，我们的记忆过程有时跟宝丽来[1]照片的记忆过程相同。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几乎从未想到过冉森。我们当时相遇的时间短暂。他于一九六四年六月离开法国，而我写这几行文字是在一九九二年。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对他的回忆仍处于冬眠状态，而他却突然在一九九二年初春再次现身。这是否是因为我找到了我和女友的照片，反面盖有蓝色字母图章：冉森所拍，禁止翻印？或者只是因为这两年的春天何其相似？

今天空气清爽，天文台的花园里树枝上的新芽已经爆开，一九九二年四月如同叠印那样，跟一九六二年四月重合在一起，也跟将会来到的其他四月重合起来。对冉森的回忆在下午伴随着我，并将永远伴随着我：冉森将会是我差点没能认识的人。

谁会知道呢？另一个人而不是我会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并用将要找到的照片作为插图。有出版社要出一套袖珍本黑封面丛书，著名摄影家专题的。他为什么不能列入这套丛书？他列入这套丛书当之无愧。现在，如果这些书页能使他摆脱被遗忘的状况，我将会非常高兴，对这种遗忘他负有责任，他是故意要让人遗忘。

我感到必须在此记下我收集到的有关他生平的几点情况：他一九二〇年生于安特卫普[2]，他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他母亲和他是意大利国籍。他在布鲁塞尔就学几年，然后离开比利时，于一九三八年来到巴黎。他在那里为好几位摄影家当助手，后来认识了罗伯特·卡帕。卡帕于一九三九年把他带到巴塞罗那和菲格拉斯[3]，从那里他们跟随西班牙难民逃往法国边境。同年七月，他跟卡帕一起参加环法自行车赛。法国宣战之后，卡帕建议他去美国，并取得两人的签证。冉森在最后一刻决定留在法国。德国占领时期的前两年，他在巴黎度过。依靠一位意大利记者的推荐，他为《时代画报》摄影部工作。但他仍然在一次突然逮捕时受到质询，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被关在德朗西[4]集中营。他在那里一直被关到意大利驻法领事成功解救所有意大利侨民。然后，他逃往上萨瓦省，在那里等到战争结束。回到巴黎后，他找到卡帕，陪他去了柏林。其后几年，他为玛格南摄影通讯社[5]工作。卡帕和科莱特·洛朗——就是我在冉森摄影室的墙上看到的照片上的那位女友——这两人死后，他越来越内向。

我说出这些细节就感到局促不安，我可以想象，冉森要是看到这些事已写成白纸黑字，会有多么尴尬。他这个人话不多。他为了使别人把他忘记，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甚至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去了墨西哥，而且音讯全无。他常常对我说：“我到了那里之后，就给您寄一张明信片，把我的地址告诉您。”我等他寄来明信片，但一直没有等到。我不相信他的地址有朝一日会落笔成书。如果有这种事，我就会收到从库埃纳瓦卡[6]或其他地方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只写这两个字：保密。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收到。我只要看看他的一张照片，就能知道他在艺术和生活中拥有的品质，这种品质十分珍贵，但很难获得，那就是保持沉默。一天下午，我去看他，他把女友和我坐在长凳上拍的照片给了我。他问我以后打算做什么事，我回答他说：

“写作。”

这种工作在他看来无疑是“化圆为方”，这是他使用的术语。确实，人们用词语写作，而他寻求的却是沉默。但词语呢？在他看来应该是有趣的事，那就是能用词语来创造沉默。他哈哈大笑：

“好吧，您就试图去做这件事吧？我就指望您了。尤其是希望您不会因此而睡不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