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自己的方式作别江南

中国的官员，一向都特别注重离开时百姓送行的方式，送万民伞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伞有百姓自发送的，更有官家花钱请人送的。许多不洁的官员，之所以舍得不惜重金雇人送“伞”，就是想借舆情让皇上知道自己在当地的口碑。时至今日，老百姓以什么样的方式送领导离开，依然是检验领导在当地口碑好坏的试纸。

对此，我心里没底。

5月12日上午，我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开始清理自己的物品。大约9点钟，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妈和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大门。那位大妈见了我，一把抓住我的手，还没开口说话眼泪就流了出来，泣不成声：“哎呀宁市长，我早就应该来感谢您啦，前几年听别人说您调走了，直到昨天我儿子上网才晓得这几年您一直还在江南。这一次看来您是真的要离开了，我对我儿子说，再不来见您一面，我良心上过不去呀！”

我仔细打量眼前的这母子俩，只觉得面熟，具体在哪里见过，没一点印象了。我扶着那位大妈坐在沙发上，给他们娘俩泡了茶，便努力回忆曾在哪里见过。那位大妈似乎感觉到了我对他们已没印象，便特意提醒了一下：“我就是五年前找您给我儿子安排工作的那位……”

经她一提醒，我恍然大悟。那一年这娘俩的确找过我。她儿子是云梦文理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因就业困难，毕业后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士官。复员以后，民政部门将他分配到教育局，教育局以人满为患、没有岗位为由，迟迟不予安排。他们娘俩东找西找找了两三年，求爷爷拜奶奶没人理睬。正当他们走投无路时，有人给他们出主意：“最近市里来了个宁助理，听说蛮正直的，管教育还蛮有威信，你们可以去找找他。”他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便找上了我的门。

说实话，从心底里我是很同情他们的，读了大学又当了兵，理应安排的，之所以迟迟上不了班，就是因为没有特殊关系。我理解没有关系办事的难处，所以接过那位母亲递过来的报告，对教育局长和分管人事的副局长，做了一个批示：“请阮局长、柏柱副局长于本月安置到位。”签完报告，我又特意给李柏柱副局长打了个电话，交代他无论如何要把这位大学生安排好。送走他们娘俩，我很快忘记了这事，究竟怎么安排的，教育局没给我反馈，我也不记得追问，时间一长，工作一忙，也就没了什么印象。

没想到事情过去了五年，这娘俩还记得我。不等我问起他们的情况，那位大妈便竹筒倒豆子一般打开了话匣子。她说，当年她拿着那份报告去找教育局，局里的领导一改往日的冷漠，非常热情。本来像他儿子这种情况只能安排在工勤岗位，没想到局里居然给了他一个教师编，安排到白羊田中学教书。因为有了正式的教师身份，对象也好找了，不久就找了一个重点中学的女教师结了婚，又在女方单位买了福利房，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大妈说，我是改变他们一家人命运的大恩人，在我离开之前，她一定要带着儿子来感谢我。她给我买了两条蓝盖芙蓉王香烟，我死活不肯接受。大妈说，您不接受我就给您下跪。这句话让我鼻子一酸，觉得中国的老百姓活得真不容易。本来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应该得到的，却在很多时候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种恩惠，为了官员们的一个“举手之劳”，平白无故地要付出几多泪水和几多真情……

送走了那一对千恩万谢的母子，接下来要去会那帮陪了我五年的文友。手机接二连三地响起来，都是些和我预约请我赴告别宴的电话。这些电话有诚心诚意的、有假仁假义的、有纯礼节性的、还有不怀好意的……因时间安排不过来，又怕伤了别人的一番好意，干脆把手机关了，都不得罪。云梦电视台《快乐客厅》主持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找我。原本我们约好了他们栏目星期六要为我录一期节目的，题目都定了：《公民官员》。但组织部突然改变了我的身份，我觉得不宜再以江南市副市长的名义，在媒体中出现，所以就临时决定不录了。这样一来，《快乐客厅》就要空档了。主持人打我的电话不通，只好亲自赶到江南，费尽周折才在一间茶楼里找到了我。她希望我能如约出镜，我很无奈地拒绝了她。最终，她理解了我的难处，表示回去将向她们的台长钟声汇报。离开的时候看得出，她的脸上写满了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