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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海尔,振作起来。你不该得这些病。我真为你感到震惊。你信不信,我已交上了论文,甚至报名要参加期末考试。慢慢来。你是天使长[54],米海尔,对不对?为期末考试帮我一把,好吗?”

“一定,一定,”米海尔笑着回答,“我当然会了。我为你感到高兴,雅德娜。”

雅德娜说:

“米海尔,你真棒。我从未见到过像你这样聪明可爱的人。快点好起来吧。”

米海尔身体复原了,重新开始工作。在漫长的中止之后,他也重新做他的论文。夜间,他的身影又一次活动在隔开书房与我卧室的毛玻璃上。十点钟,我给他倒了一杯茶,没放柠檬。十一点钟,他休息片刻,听最后一次新闻广播。接着,他的影子在墙上舞动、翻滚:开抽屉,翻动纸张,趴在书桌上,伸手拿书。

米海尔的眼镜修好拿了回来。利亚姑妈送了他一只新烟斗。哥哥伊曼纽尔从诺夫哈里姆送来一筐苹果。妈妈为我织了一条红围巾。我们的波斯菜商伊莱贾·莫西阿从部队上回来了。

最后,11月中旬,盼望已久的喜雨终于降落。由于战争,那年的雨季很迟。它夹杂着暴力与狂怒往下降落,击打着城市。四周湿乎乎的。排水管传来沉闷的哗哗声。我们的后院湿得进不去人。寒风在夜间吹打着百叶窗。厨房阳台外面伫立着光秃秃、沙沙作响的老无花果树。但松树却丰满起来,开始发绿,发出动听的歌吟。从不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一旁。街上行驶的车辆在湿透的柏油马路上发出悠长的鸣叫声。

每星期我得两次去参加由母亲工作者协会举办的高级英语培训班。雨停的间隙,亚伊尔在屋外水洼里玩战舰和驱逐舰游戏。他现在对大海有一种奇怪的向往。我们被雨关在屋子里时,地毯和扶手椅就被当成了大海与海港。骨牌成了他的舰队。大海战在起居室进行。一艘埃及驱逐舰在大海中燃烧。机关枪口喷着火。舰长做出决策。

有时,我要是早早地做好了晚饭,也去和他一起玩。我的粉饼盒是艘潜水艇。我是敌人。有一次,我突然充满深情地抱住亚伊尔,狂暴地吻着他的头,因为在那一刻,亚伊尔在我眼中像一个真正的舰长。结果我被立刻逐出游戏和屋子。儿子又一次表现出阴沉的傲气:只有当我处在一种无动于衷的超然状态才被允许参加他的游戏。

也许是我错了。亚伊尔正在表现出冷酷的权力欲。这并非米海尔传给他的,也并非我传给他的。他对事物的记忆能力常常令我惊愕不已。他依然记得哈桑·萨勒姆帮以及他们从特里哈里什山朝霍隆射击,这是一年半以前爷爷耶海兹克尔在世时对他说起的。

几个月以后,亚伊尔将从幼儿园转到小学。我和米海尔决定送他上贝特哈凯里姆小学,而不是附近的塔赫凯莫尼传统派犹太教男生学校。米海尔决心让我们的儿子接受进步教育。

楼上邻居凯姆尼扎一家以彬彬有礼的敌意对待我。他们依然俯就着回应我的问候,却不肯让小女儿下来借熨斗或烤碟了。

格里克先生每隔五天就来看我们一次。《希伯来大百科全书》他已读到了“比利时”条。他可怜的妻子杜芭的哥哥是安特卫普的一位钻石商。格里克太太治疗得不错。医生保证四五月份就可以让她出院。这位邻居对我们感激不尽。除宗教日报《观察》周末增刊外,他还送给我们一包大头针、纸夹、透明胶带以及外国邮票。

米海尔终于成功地激起了亚伊尔的集邮兴趣。每星期六早晨他们都投身于集邮活动中。亚伊尔把邮票浸在水里,小心翼翼地剥下邮票上的纸,在格里克先生送给他的一大张吸墨纸上吸干。米海尔整理好干邮票,将其贴在集邮册里。与此同时,我往留声机里放唱片,蜷进扶手椅里,疲倦的双脚放在身下,织毛衣,听音乐。放松。透过窗户能看见隔壁的女人往阳台栏杆上晾被子。我没有思想,没有感觉。时间是一种强有力的存在。我故意不理睬它,目的是想贬损它。我对待时间的方式恰恰与年少时对待粗鲁男人无礼目光的方法一模一样:我并不避开目光或掉转头去,而是露出轻蔑的冷笑。避免恐慌或尴尬。好像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