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

第二天晚上，我正给亚伊尔洗澡洗头，一个浑身灰尘的瘦子站在了门口。由于水响和亚伊尔的说话声，我没有听见他进来的声响。他穿着袜子站在洗澡间门口。也许一直站在那儿静静地盯了我有几分钟，我才注意到他。我震惊地叫了一声。他把鞋子脱在走廊，为的是不把泥土带进屋子。

“米海尔。”我本想报以温柔的微笑。但这个名字冲出喉咙时我却抽抽搭搭。

“亚伊尔，汉娜。你们晚上好。见到你们都很健康真是太好了。我回来了。”

“爸爸，你杀阿拉伯人了吗？”

“没有，我的孩子。正好相反。犹太人的军队差点儿把我杀了。以后我再给你讲这件事。汉娜，你最好给孩子揩干身子，穿上衣服，别冻着。水冰凉的。”

米海尔服役的后备军尚未解散，只有米海尔一个人提前获得解脱，因为他们粗心地多招了两名话务员，因为眼镜打碎后他已无法从事话务工作，因为无论如何整个军营两天后就要解散，也因为米海尔身染小疾。

“你，病了。”我提高声音，好像是在谴责他。

“我说话的声音小了点。你没必要大喊大叫，汉娜。你能够看到我在走路、说话和呼吸。只是一点小毛病，很明显，是某种肠胃中毒。”

“只是吃惊而已，米海尔。我不再说了。我不说了。好了，不哭了，已经过去了。我想你。你走时，我生着病，脾气很坏。现在我病好了。我要好好待你。我需要你。你去洗澡，我把亚伊尔安顿到床上去。我要给你做顿最棒的晚餐。铺上白桌布，放上一瓶酒，这是今宵的开始。你瞧，我真傻，我把这惊喜的气氛给破坏了。”

“我想今晚还是不喝酒吧。”米海尔充满歉意地说，脸上布满安详的微笑，“我感觉不是很好。”

洗完澡后，米海尔打开帆布背包，把脏衣服扔到衣服筐中，将一切东西放好。用厚毯子裹住自己。牙齿直打战。要我原谅由于他的不适搅乱了我们相见后的第一个夜晚。

他表情很怪。不戴眼镜，读报很困难。他关上灯，掉头冲墙。夜里，有好几次我醒来时，觉得听到了米海尔的呻吟声，抑或是在打嗝。我问他要不要给他倒一杯茶。他谢绝了。我起床倒了些茶，要他喝下去。他顺从地喝了下去。又发出既不是呻吟也不是打嗝的声音。好像非常恶心。

“米海尔，你疼不疼？”

他否认说：

“不。不疼。去睡吧，汉娜。我们明天再说。”

第二天早晨，我把亚伊尔送到幼儿园，请了乌巴赫医生。乌巴赫医生迈着碎步走了进来，忧郁地微笑着，宣布我们必须到医院去作紧急检查，并以惯用的安慰辞令作结：

“人不会在可以想见的那种极端状态下就能轻而易举地死掉。祝你早日康复。”

在打车去沙阿里兹迪克医院的路上，米海尔试图用玩笑驱散我的愁云。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苏联电影中的战斗英雄。差不多吧。”

接着，他停顿了一下，说倘若情况恶化，就让我打电话给特拉维夫的杰妮娅姑妈，告诉她说米海尔病了。

我依然记得。我十三岁那年，父亲约瑟·格林鲍姆病得奄奄一息。他死于癌症。临终之前的几个星期，他的形容日渐枯槁。皮肤萎缩浮肿，双颊凹陷，头发一把一把地脱落，牙也坏了，人似乎每小时每小时地萎缩。最可怕的是，他的嘴向里凹陷，露出永远狡黠的微笑。好像他的病是一种获得成功的恶作剧。实际上，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始终坚持一种强迫性的诙谐。他告诉我们，死后的生存问题自打在克拉科夫[52]的年轻时代就一直吸引着他。有一次，他甚至用德文给马丁·布伯教授写信咨询这个问题。还有一次，他在一家大报的通讯栏中找到了一种答案。这一问题的答案发表在一家名报的通讯栏中。几天后，对死后的生命问题他找到了一种可靠、权威的答案。此外，父亲拥有布伯教授用德文手书的回信，教授在回信中写道，我们靠子孙与著述来延续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