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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把椅子旁边还有只烟缸。有许多烟灰和火柴，但没有烟头。

房间里有相当浓重的香水味，混杂着死人的气味。香水味尽管盖不住死人的味道，但依然迟迟不愿离去。

我察看了这房子的其他地方，开灯又关灯。有两间卧室，一间摆着浅色家具，另一间的家具是红枫木的。那间有浅色家具的房间似乎没人住。漂亮的浴室贴了棕褐色和紫红色的瓷砖，淋浴小隔间有扇玻璃门。厨房不大。水池里有很多瓶子。很多瓶子，很多杯子，很多手指印，很多证据。也可能没有，视情形而定。

我回到客厅，站在中间，尽可能用嘴呼吸，心想，要是把这个案件报上去，情况会怎么样。报告这个案件，并说我就是发现莫宁斯塔死了的那个人，然后溜之大吉。情况会不妙，很不妙。马洛，报告了三起凶杀案。那些死人差不多要堆到马洛的膝盖了。无论自己怎么解释，都不合理，逻辑上说不通。但那还不是最糟糕的。我一旦开口，我就不再是个自由的侦探了。那我现在所做的，我所发现的就会到此为止了。

卡尔·莫斯可能因医生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愿意保护梅尔。或者他会觉得从长远考虑，让她把所有的心事一吐为快，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心事，会对她更有好处。

我又回到那张蒙着椅套的椅子那儿，咬着牙齿，抓住他的头发，将他的头从椅背处拉开。子弹从太阳穴射入。这情形可能是自杀。但路易斯·瓦尼尔这样的人不会自杀。一个敲诈者，即使是个受到恐吓的敲诈者，也相信自己有力量，并喜欢这种感觉。

我让他的头回到原来的位置，弯腰在地毯上擦擦手。弯腰时我看到瓦尼尔手边那张桌子的下层架子下露出一幅镜框的框角。我用手帕把镜框拿出来。

玻璃已经破了。镜框是从墙上掉下来的。我可以看到那颗小钉子。我可以猜到镜框是怎么掉下来的。有人站在瓦尼尔的右边，甚至靠着他，这个他认识且并不害怕的人突然掏出手枪，朝他的右侧太阳穴开枪。随后，受到血或射击冲击力的惊吓，杀手朝后一跳，靠着墙，将镜框碰下来了。镜框的一角落到地上，弹到桌子下面。杀手太小心或太害怕而没有去拿。

我看看镜框。这是一幅小小的画，并不特别。画中一个穿紧身衣裤的人，袖口有花边，一顶丝绒圆帽上插着根羽毛，从窗户里探出身子，显然在对楼下的什么人叫喊。楼下的情景不在画中。这是幅彩色翻制品，而它翻制的原画本身就无甚价值。

我在房间里到处察看。还有其他的画，几幅相当漂亮的水彩画，几幅版画——如今看来很老派的版画，还是说并非版画？一共有五六幅。好吧，也许这家伙喜欢这幅画，然而为什么？一个男人从高高的窗户探出身去。很久以前。

我看看瓦尼尔。他对我根本没有帮助。一个男人从高高的窗户探出身去，很久以前。

起初，这个想法的产生很随意，我几乎没有注意，差点弃之不顾了。就像一片羽毛轻飘飘的。又如雪花落地。一扇高高的窗户，一个男人探出身去——很久以前。

这个想法水到渠成了。就像电焊，火星四射嘶嘶作响。很久以前从一扇高窗——八年前——一个男人探身——探得太多——一个男人跌下去——跌死了。一个名叫贺拉斯·布赖特的男人。

“瓦尼尔先生，”我不无赞赏地说，“你演得太妙了！”

我把画翻过来。背面写着日期和钱的数目。日期几乎长达八年，钱的数目大多是五百美元，几笔七百五十美元，两笔一千美元。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总数。总数是一万一千美元。瓦尼尔先生没有收到最后一笔付款。钱到来前他死了。以八年计，这不是一笔巨款。瓦尼尔先生的主顾很能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