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纸牌

这一阵子我颓唐得很，无所事事。诸事不顺，也就事事无所——没有寓所。事事像女孩名，多愁善感的女孩之名，因找不到房子而更多愁善感了。我就和人斗牌。我对棋与麻将都无兴趣。但我对纸牌这一形式很有兴趣。不是扑克，是纸牌，中国纸牌或曰乡下纸牌。我祖母曾对我说。她年轻时在乡下就常玩纸牌。窄窄长长的那一种。大约在我十岁左右，邻居老太过世，她无儿无女。她的丈夫一九四九年前已经死掉，生前是教育方面的官员。邻居老太的侄儿侄女，就从上海赶来，为她料理后事。他们从她床底找到一只皮箱，沉得要两人才能拉出。皮箱里藏着五对哑铃和十副纸牌。窄窄长长的那一种纸牌。上海人送我一副，现在除了记得窄窄长长，还想起是黑白两色。有的上面好像有梅花，有的上面似乎有脸谱。这种纸牌已看不到了，就像当代乡下，已看不到下雨时候，几个待字闺中的姑娘在饭桌边玩这种纸牌。她们赌花生、赌胭脂、赌红头绳。我赌命运，输掉反而不焦躁。颓唐与焦躁是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骑车回家路上，看到一座正拆的老房子，夕阳之下，仿佛遭到大火的图书馆。秦砖汉瓦为书籍，而发黄的《圣经》纸页，不就是切开的面包。又干又硬。

我决定写写老房子：

《老房子》

还是不写为好。写出来也是仿古建筑。在行将拆除准确说是拆掉大半的老房子砖墙上，某泥水匠（这是方言里的称呼，有的方言叫作瓦工）站在那里扳椽子，晃出尘外的手腕上面，刺着一朵梅花。

我猛然想起乡下纸牌了。“乡下纸牌”是我叫法。因为我祖母曾对我说，她年轻时在乡下常玩纸牌。她被我祖父娶到城里之后，大概就再没有玩过。我的祖母是多么不幸，新娘之日，就是远离纸牌之时。还是让我用这种叫法，来弥补祖母的缺憾吧。我祖母年轻时好动：游泳，骑自行车，摄影。乡下纸牌就像一堆模模糊糊的黑白照片。窄窄长长，黑白，有的上面好像有梅花。中国纸牌或曰乡下纸牌上印有梅花吗？反正通过某泥水匠手腕上的那朵刺青梅花，我想起这些了。还不止这些。

刺青。“刺青”这个词我知道得很晚，知道“刺青”前，我只知道“文身”。有一年读日本小说，可能谷崎润一郎写的，谷崎润一郎写过一篇名为《刺青》的小说。看完后我想：这“刺青”不就是“文身”吗？“文身”这词肯定比“刺青”要古，使用频率也高。古籍中有“断发文身”之说，说的就是我们吴越之地。而跑江湖的，也只说“文身”。后来又知道一个词：“杀青”。我就常常把“刺青”与“杀青”这两个搞混，于是总觉得写作是有点跑江湖的味道。就像“刺青”不是口头语，写作也并不是干干净净明明白白的事情。

我认识一个人，叫根宝。他上身前前后后都刺上龙虎，可以假冒青铜器。这龙这虎，均他自己所刺。我问背后怎么刺呢？他答：先是照镜子，后来有感觉了，闭着眼睛凭感觉刺。我再问要不要打样稿？他答：都是脱手刺的。说着，他拿过一张餐巾纸，在上面画了条龙。速度极快，我看看手表，竟不到一分钟。有鳞，有须，还有祥云。他还有说法：龙须最难画，别看是两根线，气力全在这两根线上。那时，我在一家火锅店吃火锅，他隔桌而坐。他吃得热起汗出，打起赤膊。我见他背上老虎造型不俗，也就不怕流氓，和他攀谈。他指点着自己的文身，说这个刺得好，那个刺坏了。说得兴起，他还不屑：“现在的小死人懂什么，身上刺人民币，俗气！”继而拍拍我肩，说：“你懂！过几天领几个人来让你看看，这才是我的杰作。一些女人都慕名而来。今天还来一个，让我在她奶子上刺张嘴，被我赶跑了。我有‘三不刺’，儿童不刺，狐臭不刺，女人除了胳膊之外，其余部位都不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