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讲到大事（第2/3页）

我们离着意大利有千里路程，你们也许从没有见过一个意大利人；他们近年来国运的转变，战前战后人民遭受的苦痛，我们只看作与长安街上的落叶一般的不关紧要，但在玛利亚口音里，只要你有相当的想像力，你可以听出意大利民族的声音；岂止，人类不灭性在非常的时节最集中最不可错误的声音。我们应当在这里面发现我们自己应有的声音，现在叫重浊的物质生活压在里面，但这时代的紧急正在急迫的要求它再来一次的吐露，我们可以在那位奇奥基太太的描写里，找着我们自己怪寒伧的小影：“她自己逼窄的舒服的生活，新近为了共产党到处的闹，也感觉不安稳与难过，这一比下来显得卑鄙而且庸劣了。”我们每天上街去，也与太太一样聪明，就拣一件“顶克己的衣服穿上为的是要避免人家的注目，”玛丽亚有胆量戴着她信仰的徽章昂昂的上街走去——一个十字架，一块国旗；你自己考查你每天戴着上街去的是什么徽章？这次我碰着不少体面人，有开厂的，有办报的，有开交易所的。他们一听见我批评共产，他们就拍手叫好，说这班人真该死，真该打，存心胡闹，不把他们赶快打下去还成什么世界？唔！好让你们坐汽车的坐汽车，发横财的发横财，娶小老婆的娶小老婆！在他们看来，正如小说里的奇太太看来，“那班人只是野畜牲啃断了铁链乱咬人来了。”单只从为给这班人当头一个教训看法，什么形式的捣乱在上帝跟前都得到了许可。他们颟顸的漆黑的心窝里从没有过一丝思想的光亮，他们每晚只是从自私的里床翻身到自利的外床，再从自利的外床翻到自私的里床！同时这时代是真的危险，所有想像得到与想像不到的灾殃教像烘干了的爆竹似的在庭心里放着，只要一根火纸就够着了。灾难、危险，你们想躲吗？躲是躲不了的；灾难、危险，是要你去挡的，是要你去抗的，是要你去伸手去擒的；你擒不住它，它就带住了你。只有单纯的信仰可以给我们勇敢。只有单纯的理想可以给我们力量。“他们是对的，要不然他们就是错的，”奇太太受了玛利亚的感动第一次坚决的这样想，我们在没有玛利亚这样人格摇醒我们的神志以前，我们至少得凭常识的帮助，认清眼前的事物，彻底的想它一个彻底。这“敢想”是灵性的勇敢的进门，敢反着你自以为见解的见解，想是思想的勇敢的进步。在你不能认真想的时候，你做人还不够资格；在你还不能得到你自己思想的透彻时，你的思想不但没有力量并且没有重量；是你的分；——等到你发现了一个理想在你心身的后背作无形的动力时，你不向前也得向前，不搏斗也得搏斗，到那时候事实上的胜利与失败反失却了任何的重要。就只那一点灵性的勇敢永远不灭的留着，像是天上的明星。

玛利亚是个极寻常的女子，她没有受过高深教育，她只是个工女；但一个单纯理想的灵感就使她的声音超越的代表意大利民族的声音，高傲的，清越的，不可错误的，墨索里尼法西斯的成功，不是因为他有兵力，不是因为法西斯主义本体有什么优殊，也不完全因为他个人非常的人格；归根说成功的政治家多少只是个投机事业家。他就是一个。我们不必到马契亚梵立（Machiaveli）的政论里去探讨法西斯主义的远源，不必问海格尔或是尼采或是甚至马志尼的学说里去追寻“神异的”墨索里尼的先路；他的成功的整个的秘密，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在这想像的工女玛利亚的声音里会悟到。你们要知道大战后几年在意大利共产与反共产的斗争不只是偶尔的爆发，报纸上的宣传，像我们今天在中国开始经尝的；至少在那边东北部几个大城子里这斗争简直把街坊划成了对垒的战壕，把父子、兄弟、朋友逼成了扼咽的死仇——这情形我怕我们不久也见得着，虽则我们中国人的根性似乎比西方人多少缓和些（但这有时是我们的贼不是我们的德）其实你只要此刻亲自到广东去就可以知道人类热情压住理智时的可怖——就是在政治上。但这极端性，我说，正是西方人的特色，这来两方搏斗的目标就分明的揭出，绝对的不混，不含糊——不比我们贵国的打仗，姑且不问他们打仗的平时究竟有没有主义在心头，并且即使在他们昌言有的时候你还是一分钟都不能相信说红的的确是红，说青的的确是青。因此我们多打一回仗，只是加深一层糊涂，越打越糟，越打越不分明。这正是针对着这一班人，无忌惮的自私自利，无忌惮的利用一切，我们应得耸起了耳朵倾听玛利亚的声音，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