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讲到大事

我是厌怕翻译，尤其是小说，但这篇短篇《生命的报酬》也不知怎的竟集它自己逼着我把它翻了出来。原文载在“London Mereurv”的九月号。我想有几层理由为什么我要翻这篇给你们看：第一，这篇小说本身就写得不坏，紧凑有力；第二，它的背景是我的新宠翡冷翠，文里的河、街道、走廊、钟塔、桥，都是我几月前早晚留恋过来的；第三，这小说里顺便点出的早几年意大利的政情于我们现在的政情很可比较，有心人可以在这里得到历史的教训，单说这末了一点，小说里的玛利亚不仅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贞，品格的洁，与灵魂的勇敢，她也代表，我们可以说，意大利或是任何大民族不死的国魂。正如一条大河，风暴时翻着浪，支流会合处湍急，上源暴发时汹涌，阳光照着时闪金，阴云盖着时惨黑，任凭天时怎样的转变，河水还是河水，它的性是不变的，也许经受了风雨以后河身更展宽一些，容量更扩大一些，力量更加厚一些；同样的一个民族在它的沿革里，自然的发展了它的个性，任凭经受多少政治的，甚至于广义的文化的革命，只要它受得住，河道似的不至泛溢不至旁窜改向，他那性还是不变，不但不变，并且表面的扰助归根都是本原的滋补，其的一个个人的灵性里要没有，比喻的说，几座火烧焦的残破的甚至完全倒坍的雷峰古塔，他即使有灵性也只是平庸的，没趣味的，浅薄的；民族也中的，在那一个当得住时间破坏力的民族的灵魂里，就比在它的躯壳里，不是栉比的排列着伟大的古迹？一个人的意志力与思想力不是偶然的事情：远一点说，有他的种族的遗传的来源，近一点说，有他自己一生的经验。造成人格的不是安逸的生活与安逸的环境，是深入骨髓的苦恼，是惨酷的艰难：造成国民性或国魂的是革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分明破坏性的事实里，往往涵有真建设的意义。在平常的时候，国民性比较浅薄甚至可厌或可笑的部分，可以在这民族个人里看出；到了非常的时候，它的伟大的不灭的部分，在少数或是甚至一二人的人格里，要求最集中最不可错误的表现。我们是儒教国，这是逃不了的事实。儒教给我们的品性里，有永远可珍贵的两点：一是知耻，一是有节，两样是连着来的，极端是往往碰头的，因此在一个最无耻的时代里，往往诞生出一个两个最知耻的个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黄梨洲一流人。在他们几位先贤，不比当代我们还看得见的那一群遗老与新少，忠君爱国一类的概念脱卸了肤浅的字面的意义，却取得了一种永久的象征的意义，他们拚死保守的不是几套烂墨卷，不是几句口头禅，他们是为他们的民族争人格，争“人之所以为人。”在这块古旧的碑上刻着历代义烈的名字，渍着他们的血，在他们性灵的不朽里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灵。玛利亚，一个做手工的贱女，在这篇小说里说：“但是我还是照旧戴上我的小国旗，缝在我衣上的，即使因此他们杀了我也是甘心的。”我们可以想像当初文天祥说同样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想像当初黄梨洲说同样的一句话，现在呢？我们离着黄梨洲的时代快三百年了，并且非常的时候又在我们的头上盖下来了，儒教的珍品——耻，节——到哪里去了？我们张着眼看看，我们可以寻到一百万个大篓子装得满的懦弱，或是三千部箱车运不完的卑鄙，但是我们却不易寻到头上捻得出或是鼻子里闻得出一点子勇敢，一点子耻心，一点子节！在王府井大街上一晚有一百多的同胞跟在两个行凶的美国兵背后联声喊打，却没有一个人敢走近他们，更别提动手。这事实里另有一个“幽默”，现代评论的记者不曾看出来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聪明——他们想把懦怯合起来，做成他一个勇敢！而且你们可以相信，这种现象不仅是在王府井大街上看得到！倒好像拼拢一群灰色的耗子来可以变一个猫，或是聚集一百万的虱子可以变一只老虎！玛利亚只靠了她自己不大明白的一个理想：“我是爱我的国”她说。究竟为什么爱，她也不定说得分明，她只觉得这样是对的。是对的！这是力量，这是力量。在这一个小小想像事实的跟前，莫索里尼失去了他的威风，拿破仑的史迹没有了重量；这是人类不灭性本体的表现。多可爱呀，这单纯的信仰！多可亲呀，这精神的勇敢！